【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叶   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浅析中欧关系的新挑战——从美国大选谈起

今天在我们讨论中欧关系时似乎难以跳开美国，中欧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十分重要，因为实际上中欧关系深受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影响，而2020年的美国大选则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更为深刻。因此，在具体讨论当前中欧关系所面临的挑战之前，先从美国大选谈起，简要地讨论一下这次美国大选对美欧关系及中欧关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探讨中欧关系面临的新挑战及相应的对策思考。

一、从对美国大选的观感透视大选后美欧关系的走向

首先，在今年美国大选的过程中，从特朗普的造势以及他在11月3日投票过后的一系列表现上看，似乎有一种“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正是通过非同寻常的造势，唤起美国的“工农”，而代表美国共和党的红色旗帜处处高扬。至于为什么又有“不周山下红旗乱”的感觉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典故，在上古中国神话传说中，炎帝之后裔共工与皇帝之后裔颛顼争夺帝位败而不服，结果“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今天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很有点像当代美国的“共工”，大选失败了但绝对不愿意认输，要怒触“不周山”——决不让权给诸多媒体已经认定的当选总统民主党候选人约瑟夫·拜登。

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之所以不愿意认输是因为在本次总统大选中特朗普赢得了7200-7300万选票，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当任总统参选得到选票最多的总统候选人。当然，他的对手拜登得到选票更多，接近8000万张，且目前看来还赢得了过半数的选举人票（306对232）。但是，对特朗普而言他所获得的7200-7300万选票很重要，要不然他也不会有如此的底气“怒触不周山”，拼个你死我活。然而，更重要的是，这7200-7300万选票对美国未来的内政外交都十分重要，其中包括对美欧关系，乃至由此而延伸的中欧关系都非常重要。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正是这7200-7300万选票使得特朗普给美国留下了一笔非常丰厚的遗产，这就是目前国内外学者都在谈论的所谓特朗普将要离开，但是特朗普的遗产，也即特朗普主义则会留下。所谓特朗普主义简单而言就是“美国第一”及“让美国再度伟大”的政策，特朗普所得到的这7200-7300万选票就是来自支持这一政策的选民。这也就意味着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必然会在特朗普之后，对拜登政府（如果最终从法理上确定拜登赢得大选当选为美国第46任、第59届总统的话）的对欧政策及美欧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

由于拜登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反复强调如果当选将在外交政策上重回多边主义，其中尤其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加强与美国的欧洲盟国合作，因此欧盟及其成员国对拜登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拜登上台后欧美关系能抹掉过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的印记而回到过去。于是，就在美国大选尚未尘埃落定之时，欧洲各国领导人就“急吼吼”地祝贺拜登当选，强调拜登当选的合法性，甚至隔空催促特朗普赶快承认败选。欧洲人迫不及待地想要马上与“亲欧”的拜登打交道，从而促使欧美关系迅速回到过去想法溢于言表。但是，实际上正是因为今天的美国拥有了一笔丰厚的特朗普遗产，所以尽管大概率上拜登会最终上台执政，但美欧关系却是回不到过去的。或者更为严格地说，拜登上台后美欧关系中的某些因素可以回到过去，比如美国会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美欧会再度携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但是美欧关系却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为什么不可能？关键似乎还是在于特朗普的遗产，在于有7200-7300万的特朗普支持者们支持的特朗普主义。

拜登曾经在今年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3/4月号上发表了题名为《为何美国必须再度领导》（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的文章，相当全面地阐释了一旦当选总统他将如何在更新国内民主的基础上改变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美国必须向世界证明已准备重新确立其领导地位。拜登在其文章中特别强调他要推进的是“为中产阶级的外交”。其实在支持特朗普继任总统的这7200-7300万美国选民当中就有大量的美国中产阶级，也即这7200-7300万选民中不仅仅是“老白男”和所谓的“红脖子”（美国中西部白人农民）。因而拜登要推行所谓的“为中产阶级的外交”，难道能不考虑这部分支持特朗普主义“美国第一”政策的中产阶级选民的诉求？这也就是说，拜登上台后确实会为了重新在全世界树立领导地位而改变特朗普蛮横地对待欧洲盟友的态度，但是却为了本国中产阶级的利益，他领导下的美国不再可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为了获得欧洲盟友的支持而承担过去所承担的一系列义务。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将隐性地体现在拜登的对欧政策之中，美欧关系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那样美国为了维护其领导地位而让欧洲人随意搭便车，因为美国中产阶级不答应。

另一方面，根据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特朗普政府认为强大的一体化的欧洲已经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以至于特朗普公开称欧盟为“敌人”（foe）。但是特朗普政府依然承认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为美国的盟邦，在2018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美国时，特朗普称法国是美国的第一盟友，同时还劝说马克龙像英国一样带领法国退出欧盟。此外，特朗普对英国脱欧的坚定支持，以及对中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等与欧盟的离心离德的行为的支持等，都反映出特朗普的美国所希望打造的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不是美国与欧盟的同盟关系而是与北约的欧洲成员国的同盟关系。实际上，进入后冷战时期美国就已经有不希望欧盟成为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倾向，而特朗普政府只是将美国的这种不希望欧盟独立强大的倾向推向了极端。然而，拜登上台后，在其“为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的引导下，美国将继续延续当前特朗普政府不支持欧洲一体化深化乃至形成一个独立强大的欧盟的政策，虽然拜登可能不会公开指称欧盟为“敌人”。这意味着拜登上台后在重修美欧关系的同时，会继续特朗普分化欧盟的政策，尤其是在对待老欧洲、新欧洲，对待东面的欧洲和西面的欧洲方面采取对美国有利的灵活自如的政策。

从上述的分析可见，如果最终拜登上台，对中欧关系会有更为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美国因为拜登的上台，会和欧洲重启过去那样的盟友关系，再度携手推进多边主义，双方因此会有很多协调，其中包括共同对付中国的协调；另一方面，美国不再愿意像过去一样，任意让欧洲盟国搭便车，在美欧关系中还会隐性地保留特朗普主义。显然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对中欧关系具有挑战性。

二、美国大选后中欧关系所面临的新挑战

我们现在所谈的美国大选后的中欧关系中的“欧”，也即“欧洲”应该是不包含俄罗斯的，更进一步来讲，现在英国也不在里面，因为英国已经退出了欧盟，所以讲中欧关系主要是讲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在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中国对欧战略的优先排序将做怎样的调整是中欧关系所面临的诸新挑战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挑战。这关系到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中国与欧盟，以及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过去英国还在欧盟中的时候，中国对欧政策的优先排序至少在客观上所表现出来的是：最为优先考虑的是中国与德、法、英之间的关系；次之为中国与中东欧、南欧和北欧之间的关系，而放在最末尾是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英国退出欧盟了，美国将产生与欧洲重归于好但却继续不会支持欧洲一体化强化的民主党拜登政府，中国的对欧政策排序是否应该继续如此？或是应该随着欧盟内部的变化和美欧关系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这实际上就是新的重大挑战，因为欧洲人现在特别强调欧洲的团结，即便拜登上台，欧洲的战略自主政策是不会改变的，而如果我们继续将欧盟放在对欧关系的最末尾，并继续将对中东欧的17+1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无疑会在美欧关系获得改善但美国依然不支持出现强大欧洲的情形下促使欧洲更加疏离中国。

美国大选后中欧关系的第二方面的新挑战在于：随着美欧关系因拜登的上台而重新调整，欧洲在对华政策上将更为明显地转向政治第一，经济第二，或由政治来决定经济，而非像我们过去始终认为的那样，中欧关系是由经济来决定政治的。由于拜登政府在处理美欧关系中将更强调价值观外交，加之当前欧洲的主流意见是：在过去欧中关系中由于强调经济优先，结果欧洲反而得不到经济上的好处，因此欧盟及其成员国将与美国携手在对华政策中行政治优先之道，包括将人权、民主等政治问题放在经济合作前面。欧盟相当多的成员国在5G建设方面接受美国的看法和建议而禁止使用华为产品就是政治优先，由政治来决定经济的最好证明。这对我们而言显然是中欧关系中新的巨大挑战。

当前中欧关系面临的第三方面的新挑战则在于目前中欧双方对相互关系认识上的互异。2019年3月欧盟出台的《欧盟—中国战略展望》（EU-China Strategic Outlook）认为：“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中，中国既是与欧盟有着紧密一致目标的合作伙伴（cooperation partner），及在欧盟需要寻求利益平衡时的谈判伙伴（negotiating partner），同时又是在追求技术领导地位方面的经济竞争者（economic competitor），以及在促进不同治理模式方面的体制性对手（systemic rival）。”而在前不久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的《2020欧盟盟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on 16 September 2020)中,则更是主要强调中欧之间的竞争者和对手关系，根本不谈中欧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中国方面则始终坚持中欧之间依然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强调中欧双方要继续推进打造中欧之间的和平伙伴、增长伙伴、改革伙伴和文明伙伴四大伙伴关系。于是这就形成了中欧关系的巨大挑战：我们现在手持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旧船票”，是否能登上美国大选之后，民主党上台执政之后中欧关系的“新客船”？在欧洲方面坚持认为中欧双方已经是“竞争者”和“对手”的情形下，是否还能紧紧抓住过去双方都承认的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来驾驭中欧关系这艘新航船？

最后，中欧关系所面临的新挑战还在于：往往在中欧双方提出的一大串具有共识的领域中双方的具体解读则是不同的。例如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双方都强调推进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在世界经济领域双方都坚持推进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等，但实际上双方却对这些“共识”有着相当不同的看法和解读。比如对多边主义，欧盟与中国就有截然不同的解释。

三、对新形势下中国调整对欧战略的一些新思索

在中欧关系面临上述一系列新挑战的新形势下，我们应如何加强中欧之间的合作，以及具体的合作抓手又有哪一些？窃以为当前再继续使用过去一直在起作用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这张“旧船票”已经很难登上乃至驾驭当前中欧关系的“新航船”，我们似乎需要一些新的思路和新的抓手来促进新形势下的中欧关系。更重要的是，在美欧关系即将出现转圜的情形下，继续拉住欧洲并全面地推进中欧之间的合作需要我们对中国的对欧战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欧洲在当前世界的大变局中，尤其是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正在调整自身的政策重点。当前欧盟已将恢复全球经济和全球产业链、白色经济、绿色经济、数字经济、气候变化、环境问题、地区安全、多边主义、欧盟团结等列为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中的内政外交重点。针对这一系列欧盟及其成员国所关注的重点领域，中国方面似乎应该从下述三个方面做对欧战略调整。

第一个方面是中方已经在做并且已有相当成果的战略调整。例如在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恢复，推动白色经济即那些与公共医疗及健康相关的经济的发展、发展与低碳及可再生能源相联的绿色经济，加强在数字经济、气侯变化、环境保护等领域中，中国已经将国际合作的重点放在欧洲。这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强中欧之间的伙伴关系，缩小中欧双方对相互关系认识上的差异，促使欧方继续与中方维护中欧双方在2003年建立起来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即使欧方并不因此而完全改变认为在技术和制度领域里中国是竞争者和对手的立场。

第二方面是相对比较困难的中国对欧战略调整领域，但又恰恰是需要我们抓紧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部分。当前中欧双方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以及未来可能进行的中欧自由贸易谈判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谈判等与此紧密相关。这些对欧战略调整领域包括如何在市场开放、投资保护、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国企改革、政府补贴和采购等问题上与欧方进行有效的合作与协调。目前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并且中欧双方领导人确认实现今年年内完成谈判目标的中欧投资协定如果能够最终在明年初签订，应该是中国对欧战略调整的重大成果之一，中欧在诸如市场开放、技术转让等领域内的合作将得到实质性的加强。但是，随着美国大选的尘埃落定，该协定能否最终在2021年初签署似乎变得不太确定。关键的问题在于，不论是目前正在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还是未来可能进行谈判的中欧自由贸易协定都会影响到某些制度性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像当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中一样，下决心做必要的战略调整，同意进行某些制度性方面的改革？

第三方面或许是最困难的战略调整，这是与前文所提到的中方应该如何确定对欧政策的优先排序相互关联。这就是在中国的对欧战略中是选择“27+1”放在重要位置，还是选择“17+1”放在重要位置。这样的选择牵涉到欧盟十分关注的欧盟内部团结的问题。早在2017年当时的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就曾公开呼吁欧洲应当团结一致，制定出统一的对华战略，也敦促中国不要试图分化欧洲，应遵守一个欧洲的原则，就如欧洲始终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一样。这代表着欧盟及德法等老欧洲的成员国对中国与新欧洲即中东欧地区各国所确立的17+1（当时是16+1）机制的负面看法，即欧洲领导人认为17+1机制实际是一种破坏欧洲团结的机制，有损于欧洲的团结，并且有碍于欧中合作。

虽然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9月中欧27+1高峰会议被推迟，但是中国的对欧战略究竟应该将27+1放在优先地位还是将17+1放在优先地位则依然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过去中国对欧战略的重要一环就是将17+1放在优先地位。现在当我们面临着中美关系不断恶化，中欧关系、中欧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的新局面时，中国的对欧战略是否应当认真考虑一下，在英国已经退出了欧盟而欧盟特别注重内部团结的当下，尤其是在美欧关系即将因民主党的拜登上台而出现巨大转圜的形势下，中国该如何调整对欧政策的优先方向。即在中国的对欧战略中，是否应该把对欧盟的关系往前提，也就是是否应该将中欧关系中的与欧盟关系及与欧盟合作放在突出的位置，如果不是首要位置的话。然而，这似乎并不是十分容易做到的事情，说得更严重些，这也许需要有点“壮士断腕”的勇气。但是，为了应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形成的中美和中欧关系的新挑战，中国似应在这方面做出对欧战略的新调整。

刘   猛（财政部国际财政中心）：

美欧规制大型科技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举措简析

近期，美欧等监管机构加紧完善法律法规，出台反垄断措施，规制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GAFA）等大型科技公司影响力，着力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等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创新发展。随着数字技术普及带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科技巨头带来的新型垄断已成为全球性难题，欧美等相关规制措施对我有一定借鉴意义。我国应加快完善平台经济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强化执法司法，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切实维护好社会公共利益。

一、美国高科技巨头频遭调查，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备受争议

美国科技巨头反竞争行为引发争议。近几年，美国科技巨头在各自领域，通过捆绑协议、收入分成协议等反竞争手段，扩大市场优势力量，不断巩固垄断地位，破坏所在行业有序竞争。如，苹果公司通过30%“苹果税”压榨软件开发商利润，抬高虚拟商品价格；谷歌、亚马逊通过数据访问权限、操纵搜索算法等手段实施“自我优待”行为，给予平台自身产品或服务优惠待遇；谷歌通过与苹果达成“收入分成”协议，确保成为苹果Safari浏览器默认搜索引擎，利用安卓操作系统垄断地位强制捆绑软件和服务；脸书通过有针对性并购活动扼杀潜在竞争对手等。

美国科技巨头社会责任缺失备受指责。美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近期就互联网平台内容管控、用户发布内容责任等质询推特、脸书、谷歌。委员会认为，美现行《通讯规范法》第230条款规定互联网企业无须对发布在其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负责，亦不对删除其认为不恰当的内容负责，使科技巨头得以逃避公共责任，催生不良行为，不利于对网络空间其他主体权利保护。美、欧等反垄断机构认为，GAFA利用市场主导地位限制竞争、扼杀创新，且数据采集和使用信息不对称引发隐私安全问题，损害消费者权益和公共利益。

美国科技巨头不正当竞争行为频遭调查。近年来，以GAFA为代表的科技巨头频遭反垄断调查。如，2017年至今，GAFA在全球近20个国家和地区遭受近100起反垄断调查，其中，美、欧调查数量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欧委会对谷歌反垄断罚单频创记录。美就规制大型高科技企业垄断行为逐渐形成两党共识。尤其是，民主党执政时期多注重利用反垄断措施规制大型企业。随着拜登胜选，民主党继续在众议院占主导地位，美新一届政府大概率将进一步推进对大型科技公司调查。

二、美、欧加紧完善立法，着力强化对大型科技企业监管

当前，加强反垄断监管已成为各国共识。为维护市场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美、欧等纷纷制定相关政策强化对科技巨头监管。美国拟在四个领域出台相关监管政策。一是恢复数字经济市场竞争。对科技巨头实行结构性分离，如强制拆分或调整业务结构，禁止其在相邻业务领域运营；禁止其未来进行并购等。二是完善反垄断法。完善《谢尔曼法》第二条关于竞争和垄断的部分，如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杠杆等；加强《克莱顿法》第七条关于禁止纵向并购、保护新生竞争者等内容。三是加强反垄断执法。充分发挥联邦贸易委员会等反垄断机构作用，委员会定期收集有关集中度数据，对并购进行定期评估；加强国会对垄断法执法的监督；消除对集体诉讼多种限制等。四是多方面修改230条款，包括鼓励在线平台处理非法内容等。

欧盟拟出台《数字服务法案》，在网络安全、责任条款、市场支配地位、在线广告、在线服务未来治理框架等方面制定详细规则。要求在为欧盟消费者或用户提供服务时，在第三国成立的数字服务提供商须遵守《数字服务法案》；加强在线平台内容审核方面责任，要求平台删除内容须透明，确保合法产品和服务不被删除；确保数字市场公平有效竞争，规定若科技企业市场主导地位危及较小竞争对手和客户利益，需对其拆分或出售其部分欧洲业务；增强相关机构权力，加大对科技企业用户信息搜集合规性审查，更好保护消费者隐私等。

此外，德国第十次修订《德国反限制竞争法》，加强对大型科技企业监管，赋予德竞争监管机构联邦卡特尔办公室更大权力，加大对大型数字平台违规行为反垄断规制力度；完善对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判定标准，阻止大型企业对“数据入口”的垄断。英国竞争及市场监管局提议建立“数字市场部门”，对GAFA等科技巨头进行监管等。

三、大型科技企业商业模式隐蔽性强，规制措施成效有限

近几年，为避免大型科技企业市场主导地位阻碍竞争，欧美等围绕搜索、社交媒体、在线零售服务等领域，聚焦垄断、数据隐私、税收征管等问题，频频对亚马逊、脸书、苹果、谷歌等开展调查。但调查及惩罚措施成效有限，高科技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侵犯用户数据隐私、偷逃税款等问题仍突出。

从市场竞争角度看。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规制大型高科技企业垄断行为，欧美等提出拆分科技巨头现有业务等政策选项。但由于数字平台轻资产、跨地域运营等特点，拆分难度大，且存在导致用户体验下降等问题。罚款往往震慑力度不足，涉案企业陷入罚完再犯恶性循环。监管机构规制效果有限。如2017年谷歌比价购物案中，欧委会以不正当利用优势地位排挤竞争对手为由罚款谷歌24亿欧元，但谷歌此后并未根本改变商业模式。有报道称，欧委会裁决三年后，通过“谷歌购物”平台的流量仅不足1%被定向至竞争对手网站。此外，游说力量亦会干扰反垄断调查及相关执法。如，美联邦贸易委员会2011年对谷歌开展反垄断调查，但受谷歌巨资游说影响，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委员会未提出任何指控。有分析认为，在美司法部起诉谷歌案中，即便司法部获胜，谷歌在多领域市场地位亦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

从税收监管角度看，近几年，跨国公司交易内部化趋势明显，避税手段复杂隐蔽。部分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沆瀣一气，采取优惠税收政策等手段助长大企业垄断，加大跨国公司监管难度。如，谷歌长期利用爱尔兰子公司及欧盟税收漏洞实现大规模利润转移及减免税，近期，欧委会要求爱尔兰追回苹果130亿欧元未缴税款，但由于举证不充分，欧洲法院最终裁定欧委会败诉。

从公众利益角度看，网络平台商业模式隐蔽性强，依靠高流量产品和免费模式获取大规模用户数据，藉此获得广告营收，开展自营业务等。但数据资源权属不清，网络平台作为基础设施提供者，是否有权利用用户数据资源尚无定论。同时，传统的反垄断分析难以界定网络平台市场份额、市场力量和垄断行为等，相关立法进展迟滞，网络平台侵犯用户数据隐私等问题迟迟未能得以遏制。美联邦层面迄今尚无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欧盟数字服务法案预计需要数月才能出台。再加上游说集团持续发力，相关法案出台及规则执行仍面临变数。短期看，监管机构规制大型科技企业前景似不容乐观。

四、我国宜加快立法，加强执法，强化监管，推动平台经济等领域规范健康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普及带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大型科技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规避税款、侵犯隐私等问题愈发突出。欧美等加紧出台法律法规，密集开展反垄断调查等规制措施，凸显大型科技企业监管严峻性和紧迫性，对我国有一定借鉴意义。我国相关部门应提前谋划，主动应对，通过强监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平台经济等规范健康发展。一是加快完善法律法规。加快推进反垄断和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立法，及时填补立法空白。完善个人信息监管和惩处机制，规制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增强高科技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切实维护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二是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适时组织开展平台经济等行业竞争状况评估，加大公平竞争审查，预防制止网络平台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发挥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合力，打破少数企业对互联网发展核心资源的垄断，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三是强化监管国际合作和协调。藉与OECD、G20等多双边合作加大跨境监管协调，打击大型科技企业偷逃税款行为，强化对大型科技企业避税监管。四是着力提升监管能力。加大专业监管人才培养，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加强数字监管能力，强化监管科技应用，增强监管专业性，不断提升监管效能。

赵卫涛（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波兰在近期白俄罗斯政治风波中的表现及动向

8月9日以来，围绕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新一轮总统大选中再次胜出而引发的抗议活动持续升级，进而演变为一场全国性政治风波，并且引发了来自欧盟、美国以及俄罗斯等多方不同程度的介入。回顾过去近两个月发生在白俄罗斯的这场政治风波，不难发现，围绕卢卡申科政权的去留形成了两股针锋相对的外部力量：一方是欧盟和美国，它们坚定地支持白俄罗斯反对派，坚决主张卢卡申科必须下台并重新举行总统大选，另一方是作为白俄罗斯盟友的俄罗斯。然而，颇为耐人寻味的是，与“孤军奋战”的俄罗斯展开最活跃、最直接对垒的，并非法德等传统欧盟核心国家，亦非身处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而是波兰、立陶宛等白俄罗斯邻国。而相比立陶宛，波兰在此次白俄罗斯政治风波中的表现无疑更加全面和抢眼，值得加以重点关注。

在西方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反对派和批判卢卡申科的浪潮中，波兰的表现不仅最为活跃，力度也属空前。在本轮白俄罗斯政治风波中，欧美等国更多地是以间接或相对缓和的方式参与进来。例如，通过自由欧洲电台、德国之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等媒体掀起舆论攻势，声援白俄罗斯反对派，批评所谓选举不公和呼吁卢卡申科下台。又如，通过非政府组织（NGO）在白俄罗斯境内帮助“发展公民社会”、“促进媒体自由”，资助各种政治性项目和组织。相比而言，涉及到官方层面的对抗大多以不承认选举结果、宣布制裁等外交表态为主，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白俄罗斯大选结果公布后就明确向卢卡申科发出“不下台后果自负”的最后通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一度威胁卢卡申科必须接受反对派让其10月25日前下台的警告。

与上述西方国家或组织不同，波兰在白俄罗斯政治风波中的表现更加积极、主动和高调，多个政府部门和政要不加避讳地持续发声和现身，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样化手段频出，成为了影响白俄罗斯政局各方力量中最显眼的“主角”。波兰在白俄罗斯政治风波中的主角地位，首先体现在波兰在欧盟内部发起的一系列针对性的外交活动。正如8月17日波兰总理办公室主任Dworczyk接受波兰通讯社采访时所言，波兰是第一个积极介入并联络他国共同介入此次白俄罗斯政治风波的国家。他再次强调，白俄罗斯本轮总统选举违背民主原则，白俄罗斯人有权通过民主的方式选择本国的最高领导人。同时，波兰副外长Jablonski也强调，在白俄罗斯大选过去仅一周时间内，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就协调完成了V4各国在白俄罗斯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发起并成功推动欧洲理事会正式决定于8月19日召开针对白俄罗斯问题的各国领导人视频峰会，并在会议上正式将不承认白俄罗斯选举结果上升为欧盟官方立场，这些显然都被波兰视为本国外交上的“重要成果”。

其次，除了发起针对白俄罗斯的政治外交攻势，波兰还着重从经济层面发起外交串联活动，力促欧盟尽快设立旨在加强欧盟—白俄罗斯经济联系的“维稳基金”（stabilisation fund），借以通过经济手段孤立和瓦解卢卡申科政权。9月17日，在维尔纽斯举行的波兰—立陶宛双边会谈中，莫拉维茨基强调，欧盟有必要设立总额不少于10亿欧元的基金，专门用于扶持白俄罗斯经济，借以实现稳定投资者预期、资助中小企业发展以及扩大来自欧洲单一市场的开放度等目标。为此，莫拉维茨基还特别指出，一个“自由且拥有独立主权的白俄罗斯”，对于欧洲大陆的安全与繁荣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这也正是前述基金必须设立的最重要原因。

10月1日，波兰在欧洲理事会峰会上正式提出了关于支持一个“民主的白俄罗斯”的经济援助计划并最终得以通过。而在此前，波兰已就这项计划先后与V4其他3国和欧盟委员会进行了数周的磋商。关于援助计划的参与方，莫拉维茨基主张，除了欧盟成员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特别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和欧洲投资银行（EIB）等欧洲经济组织都应积极参与其中。可见，在常规性的政治外交攻势之外，波兰同时也在积极寻求通过强化欧盟—白俄罗斯之间的经济纽带等手段，借助欧盟的经济优势地位，尝试从经济领域分化和瓦解卢卡申科政权与俄罗斯之间的特殊关系，进而促成白俄罗斯走向“民主转型”。

第三，波兰对白俄罗斯政治风波的深度介入还表现在对白俄罗斯反对派的各种不加避讳的直接支持之上，这一点与法德和欧盟等停留在间接的外交施压层面的做法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就在卢卡申科赢得总统大选并明确表态将以强硬手段应对反对派之后，波兰官方就立即公开表达了对反对派的支持，并且欢迎他们入境波兰以寻求帮助。9月9日，莫拉维茨基在华沙高调会见了白俄罗斯反对党领袖、卢卡申科大选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季哈诺夫斯卡娅。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莫拉维茨基强调，对于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白俄罗斯人，波兰都将是他们“开放的家园”（open home）。为此，波兰设立了名为“与白俄罗斯同在”（in solidarity with Belarus）的政府援助项目，专门用于资助那些遭受白俄罗斯当局镇压的个人或组织。

此外，在媒体舆论方面，波兰官方也在不遗余力地向白俄罗斯反对派“加油打气”，竭尽所能地提供平台和技术支持。据波兰通讯社报道，在8月下旬白俄罗斯抗议活动和骚乱的高潮阶段，波兰广播电视管理部门（Management Board of Polish Radio S.A.）正式宣布，将从22日起调整播出计划，每天在波兰第一广播电台（Polish Radio One）早中晚三个时段开辟专门时段来播出白俄罗斯政局和社会动态的特殊新闻节目。节目内容都是一边倒地支持反对派，主要收听对象也都是白俄罗斯居民和支持反对派的本国公民。波兰官方此举显然意在突破卢卡申科政权对国内互联网的管控，加强对白俄罗斯境内反对派力量的信息舆论支持。

综上所述，自8月9日白俄罗斯暴发反政府抗议活动以来，以欧盟为主的西方阵营深度参与其中。其中，作为白俄罗斯邻国之一的波兰，虽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大国，但却以介入程度之深、领域之广、方式之直接等具体表现，成为参与白俄罗斯政治风波诸外部力量中名副其实的“前台主角”。然而，观察近两个月来政治风波的发展演变进程，西方阵营尤其是波兰等来的却并非白俄罗斯现政权的快速倒台与“变色”，而是一个日益站稳脚跟的卢卡申科以及渐趋稳定的国内秩序。在经历了与国内外反对派最初一轮的交锋，尤其是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关于在必要时将向白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承诺后，卢卡申科逐渐顶住压力，确保了国内政局和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9月23日，卢卡申科提前在首都明斯克举行就职仪式并完成宣誓，正式就任白俄罗斯新一届总统。进入十月份以来，尽管国内仍有规模不一的抗议和罢工活动，欧盟、美国等也纷纷宣布不承认选举结果并威胁启动经济制裁措施。但是，面对俄罗斯的明确表态支持，以及卢卡申科连任总统“木已成舟”的事实，西方势力欲借机在白俄罗斯制造“颜色革命”的企图显然已经落空。

10月26日，也即反对派发出的“最后通牒”的期限过后，白俄罗斯国内并未出现全国性的骚乱与大罢工，美欧等西方国家也并未针对卢卡申科政权采取新的实质性重大反制行动。与此同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两天前的10月2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卢卡申科举行电话会谈，表示美国不仅将继续承认和支持白俄罗斯主权，而且也不打算借助北约施加新的威胁。可以说，美国对白俄罗斯的变相“示好”与拉拢，以及欧盟层面更多停留在口头和象征意义上的制裁措施，都令近期一直“用力过猛”的波兰感到了些许尴尬甚至无奈。未来，重新站稳脚跟的卢卡申科政权已经成为各方在新一轮博弈中绕不开的对象。而游走于美欧、俄罗斯等大国博弈背景下的波兰，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所限，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身的战略目的与实际利益，仍将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课题。

吴   改（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欧盟应对WTO改革

2019年10月10日，欧盟向世界贸易组织（WTO，以下简称WTO）贸易政策审查机构递交了一份名为“贸易政策审议”的报告，其中，有关WTO改革的建议部分内容概括如下：欧盟坚信WTO依然是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石，对确保自由和公平贸易来说必不可少。然而，作为WTO核心机制的多边贸易体系正面临着其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即上诉机构成员任命问题以及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扩张，危机的根源则在于WTO成员无法采取集体行动更新规则体系，以解决近年来经济和技术变革带来的问题。

考虑到应对当前全球贸易挑战的唯一和最佳途径是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系，欧盟主动提出全面改革世贸组织的三项主要职能——争端解决、规则制定和监测/审议。有关争端解决部分，欧盟在改革中努力的优先事项是维护和加强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功能；有关规则制定部分，欧盟认为更新《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中关于工业补贴的规则是使世贸组织规则现代化的根本；有关监督和WTO常规工作部分，欧盟主张改善成员国集体履行通知义务的情况：一方面，更加注重援助那些在履行透明度要求方面遇到能力限制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对由于能力限制以外的原因忽视履行义务的国家采取行政措施；最后，欧盟认为，成员国积极参加经常机构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议，对于一个充满活力的组织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综合欧盟向WTO递交的报告以及欧盟分别联合美日和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向WTO递交的报告，可以窥见欧盟在应对WTO改革这一问题上的政策倾向：迎合美国，深耕发展中国家。

一、迎合美国

目前，WTO改革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在于上诉机构成员遴选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能够使WTO改革目前面临的僵局得以打破。在2020年11月17日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各国领导人共同发布的莫斯科宣言指出：“我们敦促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建设性地参与解决上诉机构问题，使其能够迅速全面恢复运转。”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僵局的根源在于美国对机构成员任期等问题的阻挠，直至目前，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观察美国在WTO改革问题上的政策倾向，上诉机构问题只能作为其中很小的一部分。2019年2月14日，美国向WTO总理事会提交了一份名为“一个无差别化的WTO：自我认定式的发展地位威胁体制相关性”的报告，同年11月25日，美国又提交了一份附件，阐述美国在WTO改革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在这两份文件中，美国的主要不满之处在于：WTO没有在发展中国家中划分等级，OECD和G20国家等仍然可以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美国认为这一认定模式可能造成不可预期的后果，一些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仍然享有特殊和差别待遇，由此会造成不公平后果。为此，美国提议以下这些国家不能再继续享有特殊和差别待遇，他们分别是：OECD成员，或即将成为OECD成员的国家；G20成员；连续3年被世界银行评为“高收入”国家；连续3年商品贸易份额占全球商品贸易0.5%的国家。从这一文件以及美国近年来在WTO中的立场表态来看，美国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市场经济以及成员国是否履行通报义务等，其目的主要在于取消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与印度在WTO中享受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维护市场经济，为此对国有企业补贴问题予以制止；惩罚部分国家不履行通报义务的行为。

作为西方部分发达国家之间的联合体，欧盟在维护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以及对不履行通报义务的国家采取惩罚性措施这一立场上与美国一致，加之欧盟成员与美国之间较为密切的政治和经贸往来，欧盟需做出迎合美国的举动，这些举动主要表现在自2017年12月以来美欧日三方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总的来看，三方联合声明对于加严国有企业补贴纪律、避免强制性技术转让和市场主导地位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表明了三方立场。对于欧盟而言，部分地迎合美国在WTO改革问题上的政策主张，是确保其自身不至于站在美国对立面的基础，与此同时，迎合美国能够为欧盟与美国之间正常的经贸往来续航，这在当前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的整体态势下，有利于欧盟自身的经贸发展。

二、深耕发展中国家

在WTO改革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击现有的WTO规则体系，欧盟深知，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上不符合欧盟的利益诉求。为此，欧盟试图在部分问题上与发展中国家站在同一立场之上，持续深耕发展中国家，为未来实现与发展中国家更广泛的国际往来奠定基础。其中，WTO争端解决程序问题、上诉机构成员遴选问题以及规则的修订问题是联系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桥梁，通过这些问题，欧盟表明了愿意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的意愿。2018年11月26日，欧盟、中国和印度共同向WTO总理事会递交了一份提案，该提案主要关注上诉机构遴选问题，提议将上诉机构成员数量从7个增加到9个，同时建议增强上诉机构的独立性和公平性，提高其运行效率。同年12月11日，由上述三方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共十四方成员向WTO总理事会提交的提案再次强调了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和任期问题，同时对即将离职成员的过渡问题、上诉机构判决先例问题、定期交流和特定议题等问题提供了意见和建议。通过参与上述提案，欧盟向发展中国家传递了友好的信号，表明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值得信赖的伙伴，在WTO改革问题上并不完全追随美国。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WTO改革问题上关注的焦点问题是特殊与差别待遇以及国有企业补贴的合法化问题。中国于2018年11月23日发布了《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2019年5月13日又向世贸组织提交了《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在上述两份文件中，中国将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放在了较为重要的位置。而欧盟在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上则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同时，观察发现，在涉及WTO机构本身的改革问题上，欧盟更倾向于与发展中国家站在同一立场，支持对WTO现有机构进行改革；在涉及WTO规则框架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问题上，欧盟则更倾向于和美国保持一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

三、结语

WTO改革问题关系到今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同时也预示着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国际经贸舞台上一股强劲的力量。欧盟在WTO改革问题上较为务实，同时兼顾了美国和发展中国家，也为自身在全球经济低迷时期与各方之间的经贸往来奠定了政治基础。展望未来，欧盟在WTO改革问题上可能作为联系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桥梁，起到关键作用。

李   月 （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法国极右翼运动兴起的根源

2019年5月26日欧洲议会举行了选举，这一选举的结果揭示了极右翼势力在法国的兴起，这一兴起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给法国带来了两大政治影响。首先，此次选举表明马琳·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党与马克龙领导的前进党的双寡头政治局面取代了传统的社会党和共和党的对立格局，国民联盟党的兴起得益于对欧洲一体化的反对。其次，关于欧洲一体化的争议早已有之，左派与右派均有反对欧洲一体化的声音。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公投与2005年《欧洲宪法》公投中欧洲问题分裂了法国选民，更加促使极右翼势力与反欧洲一体化情绪结合起来从而扩大影响力。最后，欧洲议会选举给法国政治带来了两点影响，其一，非执政党可以通过欧洲议会获得影响力；其二，进一步激化了欧洲怀疑论。本文由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助理教授伊曼纽尔·鲁昂加特与巴黎作家科林·金尼伯格于2019年6月4日发表于《异见》杂志。

法国极右翼政党的兴起

2019年5月26日，欧盟议会的选举结果进一步揭示了欧洲大陆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困境。对于法国来说，欧盟议会选举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这标志着法国新的双寡头政治格局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这一投票结果还有可能进一步引发法国国内支持欧盟一体化与反对欧盟一体化双方之间的对立。

一方面，就法国国内政治格局而言，旧的两党格局已经不复存在。首先，本次选举表明传统的第五共和国中社会党与共和党对立的政治格局已经被马琳·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党与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领导的前进党双寡头政治格局所取代。传统的社会党与共和党惨遭选民抛弃，共和党的支持率跌至8.4%的历史新低。而社会党通过获得公共广场党的支持，才能够取得6.2%的支持率，从而避免从欧洲政治版图上消失。其次，这一新的两党格局是法国总统与极右翼领导人共同促成的。早在2017年，也就是旧的两党格局崩溃之时，新的两党就有了初次较量。两位领导人将欧盟议会选举视为第二次“进步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马克龙术语）/“全球化着与爱国者”（勒庞术语）之间的重新较量。最后，如果不考虑欧盟议会选举这一特殊的背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党依然是值得重视的力量。自从2017年勒庞在法国总统第二轮选举中失败之后，她将国民联盟党重新命名为国民阵线党，与其他仇外的标志人物比如意大利的马特奥·萨维尼进行战术联盟，这一联盟为勒庞在国内开展运动取得了国际力量的支持。自1994年以来，法国选民的投票率在2019年达到了最高点。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国民联盟党具有不一般的政治考量。

另外一方面，要避免此次投票结果引发法国国内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进一步对立，这一对立的根源是欧盟议会选举本身的结构。几十年来，无论对于排外的右派还是反资本主义的左派来说，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斗争都是常态，给法国政党带来了分裂与重组。以国民联盟党为代表的右翼政党希望看到这一冲突，而社会党等左翼政党则不希望看到这一冲突。在上个星期天的选举中，左翼政党只获得了18%的选票，如果算上绿党，得票率则为32%。

法国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争议

 法国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争议起源可能是欧盟成员国里面最早的。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时至今日仍在发挥影响力的历史事件来回顾这一争议。第一，在20世纪50年年代，当时的两大主要政党都对处在萌芽状态的欧盟表示反对。在左翼共产主义者看来，这一反对源自于由于冷战对美国干涉的敌意以及被认为是重新分配计划基石的法国国家革命遗产的保护。在右派戴高乐主义者看来，表达了对法国国家主权被侵蚀的担忧。第二，1954年发生了法国知识分子雷蒙德·阿隆称之为自德莱弗斯事件以来法国所知的最大的意识形态政治争论：即关于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辩论，这场辩论在法国全国范围内开展。这一倡议在法国议会被多数否决。第三，追溯到18世纪，当时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强大的国际地位，它的殖民帝国及其高度集权的雅各宾国家权力模式，助长了反对联邦制或其他外来强加制度的各种想法。法国的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比它那些经历过独裁统治的邻国(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和西班牙，还有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受到的争议要小得多，因此法国能够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民主制度不需要国际合法性的国家。

欧洲问题对法国政治的影响起源于两次全民公决，这两次全民公决分裂了法国选民，近70%法国选民参加了这两次全民公投，其后投票率一直降低，直到2019年才突破了50%。第一次是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公投。这次公投一方面加剧了欧盟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更是助长了极右翼主义者的爆发。

一方面关于欧盟的争论更为激烈了。这次由法国时任总统索瓦。密特朗决定的公投导致了右翼中的商业保守主义者与致力于福利国家的戴高乐主义者的分裂，前者可以从欧盟的自由贸易和超国家公民之中受益。极右翼主义在这一分裂之中开始爆发，到了20世纪90年代，民族主义者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爆发。与此同时，以前内政部长查尔斯·帕斯卡等主要政治人物领导的反欧盟分裂政党也开始激增。左翼之中也存在着反对欧盟的声音，在1989年后的复兴时期，共产党、托洛茨基组织以及10年后的让-卢克·梅伦钦（在2008年发起自己的政治运动之前代表社会党左翼）再次提出了这一批评。

另外一方面，从本次公决中，国民联盟党看到了将民族主义、反移民计划与反欧盟情绪捆绑在一起的机会。1994年，该党打着反对欧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旗号，竞选欧盟议会议员。接下来的十年里，在2003年选举改革的帮助下，国民阵线党被认为是反对欧盟的主要力量。

第二次是2005年欧盟新签署的《宪法条约》公投。法国以55%对45%的选票否决了2005年的条约，但这并没有改变欧盟的方向。左翼反对欧盟的浪潮在此刻达到了高峰，他们谴责该条约为新自由主义和反民主。在雅克·希拉克的领导下，社会党人也变得不稳定和分裂，法国左翼留下的伤疤在上周日破裂的左翼选举中太明显了。此次公投将对欧盟的批评推到了主流地位。到2009年欧洲大选时，几乎所有的法国主要政党都在呼吁另一个欧洲。社会党和保守党虽然没有付诸实践但是都接受了“另一种全球化”运动的口号。反对欧盟逐渐占据了思想上风，2008年的经济危机、英国脱欧以及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只会加剧这一趋势，这一趋势使得马克龙用政治开放来为欧盟辩护的同时也在呼吁推动欧盟改革。

欧洲争议对法国政治的影响

欧洲议会选举对法国政治产生了两点影响，第一，这一选举为非执政党提供了有影响力的平台，第二，带来了欧盟怀疑论浪潮的兴起。第一，由于欧洲议会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因此不同于国内选举，欧盟的选举对外部人士开放。非执政党通过欧洲议会获得影响力来瓦解国家政治秩序。对于法国绿党（上周日选举中绿党以13.5%位居第三）、部分左派、国民联盟党来说都是如此。尤其对于国民联盟党而言，从1984年至2014年，该党所有的领导人都担任欧洲议会议员，欧洲移民问题也是该党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勒庞曾经警告大规模移民将“稀释”法国人民。

第二，欧洲议会选举激发了欧盟怀疑论浪潮。当2014年国民联盟党以25%的支持率赢得欧洲选票时，主流媒体就开始发出怀疑欧盟的声音，围绕着国民联盟的的投票也更为集中，这就证明反对欧盟的潜在力量确实存在。因此，今年欧洲选举中极右翼势力的兴起比如国民联盟党利用欧洲议会选举来作为跳板反映着历史趋势发展的连续性，这更是引发了关于欧洲选举的重大政治辩论。这一辩论重点包括民族国家的地位、民主机制、自由市场与集体认同。欧盟并未进行改革，原有的悖论将继续下去，欧盟还是国家领导人的舞台而非有意义的民主论坛。

【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

希腊

现时因新冠肺炎而在重症监护室插管的有549人，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最高纪录，患者平均年龄65岁，其中有2人年龄在18-39岁之间，6人年龄在40-64岁之间，151人是女性。自2月底希腊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已有470名新冠患者从重症监护室治愈出院。在因新冠病毒死亡的1714人中，平均年龄为80岁，97.1%有潜在健康问题和/或70岁以上，其中647人是女性。

立陶宛

立陶宛对欧盟现有的抗击疫情措施持积极看法，但一项新调查显示，立陶宛国内65％的居民希望欧盟拥有更多的权力来应对疫情，44％的居民希望获得更多资金。大约50％的受访者指出，他们首先因为大流行感到“不确定性”。47％的立陶宛居民（欧盟为39％）认为，疫情已经影响了他们的个人收入，立陶宛居民中有24％（欧盟为27％）认为预计会在未来发生上述情况。62％的立陶宛居民对欧盟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措施持积极态度，而欧盟平均为46％。47％的立陶宛居民支持政府目前的措施，而47％的人反对，整体情况与欧盟平均水平持平。

波兰

当地时间11月24日，波兰政府宣布，11月25日起延长国际客运航班禁飞令至12月8日，禁飞名单国家从10个缩减到9个。根据新的规定，来自波黑、黑山、格鲁吉亚、约旦、亚美尼亚、科索沃、北马其顿、塞尔维亚和美国（伊利诺伊和纽约州除外）的国际客运航班，禁止在波兰境内机场降落。

阿尔巴尼亚

据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网站消息，为方便外籍赴华人员办理《健康状况声明书》，自2020年11月23日起，自阿尔巴尼亚出发，搭乘航班前往中国的外籍乘客将在线申领《健康状况声明书》。

外籍乘客可通过电脑或手机等终端登录网站https://hrhk.cs.mfa.gov.cn/H5/，在线填写信息、申报健康状况、上传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证明和血清IgM抗体检测证明、机票行程单等材料。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审核通过后，将通过该网站核发《健康状况声明书》(电子版)，以带“HDC”标识的二维码形式展示(样式附后)，外籍乘客登机时须出示电子版或纸质打印版，供航空公司核对。    

捷克

当地时间11月24日，捷克总理巴比什表示，计划为全体公民提供自愿、免费的新冠病毒抗原检测，检测可能于圣诞节前7—10日进行。巴比什表示，卫生部门应尽快制定出检测方案。捷克应该学习其他国家的抗原检测经验，但他更倾向于奥地利对部分群体居民的检测，而不是斯洛伐克的全体检测。抗原检测的优势是其价格低、检测时间短，但准确率低于常规检测方式。

保加利亚

保经济部拟在欧盟创新和竞争力运营计划项下向中型企业提供2亿列弗的无偿援助，获批的企业名单将于近日公布。此外，保发行支持的两个贷款项目拟向企业提供2.1亿列弗的贷款。

保加利亚拟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措施以控制疫情。保卫生部长科斯塔丁·安杰洛夫（Kostadin Angelov）11月23日提出采取系列更严格的措施建议，以减少该国的新冠病毒病感染数，因为目前措施似乎效果有限。

措施提议包括：1）将流行病紧急状态延长四个月，直至2021年3月底。2）幼儿园、学校和大学的面授课以及课外活动将暂停两周。3）体育赛事，会议和其他公共活动以及私人庆祝活动将被取消。4）夜总会、迪斯科舞厅和其他娱乐场所将保持关闭，餐馆、酒吧和其他白天娱乐场所也将关闭，仅餐馆外卖服务例外；除超市、药房、邮局、银行、保险公司和支付服务提供商外，所有非必需商店都将关闭。5）所有内部和外部旅游旅行将被取消，但公共交通和城市间旅行将不受限制。该提议将提交给鲍里索夫总理并在本周内阁会议上讨论，如果获批，措施将于11月27日生效。

匈牙利

从本周一开始，匈牙利启动了在所有教育机构的全国性新冠病毒检测。匈牙利总理在脸书主页上通过视频的方式宣布了这一消息。总理将这一措施称为全国伟大的防疫行动，是为了保障所有教育机构的正常运行。

总理表示，我们在学校和幼儿园首先进行检测，这是为了年龄较低的儿童的健康。在上周已经进行了试点检测，效果是很好的。政府已经调配了4.7万名社工以及19万的教育工作者进行这种检测。虽然检测是资源的，但是很多人会主动进行检测。

【疫情的经济社会影响】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国家中小企业理事会主席日亚努日前表示，罗国家行政机构不够轻便和灵活。目前，罗行政机构预算的70%至80%用于支付员工工资，罗马尼亚不在易于开展营商活动的国家之列。罗需要加快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改革，将绩效和专业化放在首位，加快权力下放进程，提升公共机构人员的服务意识，优化机构和岗位设置，设置处理与工商界关系的职位，成立投资和出口促进办公室，实现公共机构的非政治化。

日亚努认为，罗政府在使用欧盟资金方面应当加强与私人伙伴的合作，更好实施经济复苏计划和欧盟2021年至2027年财政预算，提高执行能力，将资金优先用于向企业提供资金和解决就业，同时落实欧盟提出的建设“更智慧、更环保、更好联通、更加社会化和更贴近欧洲公民欧洲”的目标。未来罗将可从欧盟获得总额近800亿欧元资金，投资每年将增长20%以上，占到GDP的4%，罗为此并未做好充分准备，需要建立新的专门机构使用上述资金，设计和监督项目的实施。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吴佳岳、刘江鸿

审核：鞠维伟、刘江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