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 ）：

“疫情危机”凸显马克龙领导欧洲的雄心

当下欧洲的局势，确实不甚乐观。英国终于“脱欧”了，欧洲主要国家的疫情加重了……。欧洲各国（半）“封国”的（半）封国，（半）“封城”的（半）封城，甚至还有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染上新冠病毒，其中就有法国总统马克龙。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法国的抗疫，以及疫情下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雄心呢？

尽管迎来43岁生日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确诊染上了新冠病毒，让人一下子感觉到法国的疫情严重到连总统也感染上了，但笔者觉得在西方国家里，法国的抗疫成效还是可圈可点的。法国的抗疫没法和中国相比，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受各自国家的政体和民情左右，法国的决策者估计也无能为力。如果让给法国一年来抗击疫情打分的话，按中国100分为基础，笔者认为法国可以得70分是没有问题的。

相比欧洲其他国家，法国的抗疫整体而言处于中上。这也符合法国人历来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行事风格。其实，要综合分析一个国家的抗疫，需要多个变量，因而是一个较比复杂的工作。但要简单起见，笔者认为可以仅用一个变量就足够，那就是这个国家所属的“文化”范畴。

欧洲发达国家，在地理上可以分为“北部欧洲”国家和“南部欧洲”国家；相对地在文化上，也可以分为“北欧文化”即“波罗的海与日耳曼文化”国家，以及“南欧文化”即“拉丁文化”国家。若粗略排一下队，欧洲疫情最严重或抗疫最不给力的国家，总体都属于“拉丁文化”国家；而欧洲疫情最不严重或抗疫最给力的国家，总体都属于“波罗的海与日耳曼文化国家”。

笔者认为，法国在文化上属于二者兼具，即法国的北部属于“北欧文化”或“波罗的海与日耳曼文化”，而法国的南部则属于“南欧文化”或“拉丁文化”。这也是为何法国的疫情或抗疫都介于这两者之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至于法国抗疫的亮点和难处，个人认为主要还在于法国人能够比较综合地、全面地兼顾了抗疫、经济和社会等方方面面。尤其是法国政府在疫情期间给民众和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的救助力度，在西方国家里堪称最为慷慨。

但由于抗疫的特殊性，国家在相当程度上需要干预个人生活，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个人的一定自由权。而西方人总体都很崇尚自由，在西方人中又以法国人为最。这次法国人对政府的防疫举措没有太多的异议，基本认同马克龙总统的做法，实属难能可贵。

当然，视自由大于天的法国人尽管认同政府禁足的指令，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在执行中不以为然。这里涉及到的是“认同”和“执行”之间的差距。对我们东方社会的人而言，法国人一方面认同政府禁足令，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自己上街示威、游行的权利，这一点我们东方人着实难以理解。

笔者本人尽管在巴黎生活多年，但也难以理喻法国人的这种近乎“精神分裂”的思维和行为。但对法国人来说，他们并不认为这二者是矛盾的。我的不少法国友人们觉得完全理解禁足期间照样上街示威游行的做法。这应该是东西方之间的一个不同之处吧。

诚然，新冠疫情对法国来说当然是一个“天灾”，但我认为对马克龙而言似乎也是一个“机遇”。首先，疫情转移了很多的法国社会矛盾。例如让马克龙头疼的退休制度改革的反对浪潮，在他上任之后绵延不断。而疫情一严重起来，大家的关注点就逐渐转移到疫情上来了。

其次，疫情给马克龙提供了一个可以充分展示的平台。如果还是风调雨顺的年份，马克龙哪能有那么多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执政能力呢。这就是常言说的时势（危机）造英雄。这也是为何马克龙总统在民众中的民调支持率一高再高。换言之，新冠疫情更加夯实了马克龙连任总统的基石，也进一步推高了马克龙执政的雄心。根据法国LCI新闻台的报道，在新冠病毒疫期间，法国民众对总统马克龙的信心反而出现反弹。马克龙的支持率在去年11月份上升了3个百分点，高达49%。自去年4月疫情危机开始以来，法国人对马克龙的信心指数更是上升了6个百分点。   

德国的经济本来就是第一，加上强势的领导人，确保了之前的这些年德国能够一直雄踞欧洲老大的宝座。但“铁娘子”很快要卸任，这就给马克龙领导的法国以难逢的机遇。欧洲人原本也对马克龙也有很大的寄托。马克龙本身也有“拯救欧洲”即领导欧洲走出困境的雄心。这个在马克龙的多次重要讲话中可以略见一斑。无论是马克龙表示北约已经“脑死亡”的、曾引起多国媒体较大反响的讲话，还是马克龙主动挑起对穆斯林世界的冲突，根子上都是马克龙要凸现其在欧洲领导力的举止。

要回顾起来，马克龙的博士生导师马丁教授，先教的我，再教的他。若要论在巴黎读书时的辈分，马克龙是我的亲师弟。作为师兄，我对马克龙同学还是相当有信心的。相信他能够领导法国人乃至欧洲人走出困境，走上复苏，进而走上增长之路。在我看来，欧洲今年第二季度初疫情将基本过去，整个欧洲也都将开始一个崭新的面貌。

周恒祥（同济大学德语教授，洪堡学者）：

疫情下的德国-长话短说

新政施行，漏洞遍布

自1月11日起，德国全境实施收紧的停摆新政。但在具体措施上，十六个联邦州仍然宽严不一，规定相异，形成媒体所称的 “漏洞遍布的全国停摆”（各州的具体规定见附录）。

防疫抗疫至今，人人皆知新冠病毒不认边界，二波肆虐以来，个个皆明当前疫情严峻险恶。为何十六个州在疫情恶化之形势下还是各行其是地进行抗疫，形成不该有的漏洞？这固然与各州的州情民意、形势判断和政策考量不同有关，但影响各州决策的（依笔者所观察）却有一个共同的因素，这个因素就是在一波抗疫后被奉若圭臬的“7日感染率（Sieben-Tage-Inzidenz）”量化因素。

“ Sieben-Tage-Inzidenz ”的概念由来

“Inzidenz”作为流行病学的一个概念，意为“发病率”，指在某段时期内在一定规模人群中新发生某一疾病的人数或比例。若在10万人中，观察一年发现有50 人新发病，则发病率为50/10万人年，若观察的时段是两年，则发病率为25/10万人年。在强调发病比例时，德文可说“Inzidenzrate”。如果所测定的是多个时期的累计发病率，德文可用“kumulative Inzidenz”来表达。“Inzidenz”这个概念以及其派生概念，有助于测定某种疾病的发病风险。

除“Inzidenz（发病率）”，流行病学还使用有两个同样涉及特定时期和人群规模的概念，一个是“Mortalität”，另一个是“Prävalenz”。“Mortalität”意为“死亡率”，指在某段时期内在一定规模人群中某一疾病的死亡人数或比例；“Prävalenz” 意为“患病率”，指在某段时期内在一定规模人群中某一疾病的总患病人数或比例。

在德国新冠抗疫中，“Inzidenz”这个概念还获得了一个新的语义，即“平均10万人口中最近7日的累计新增确证感染病例数”，德文对此的全称概念是“Sieben-Tage-Inzidenz”，“Inzidenz”是这个全称的简称。

“Sieben-Tage-Inzidenz”是一波疫情过后，德国联邦州和联邦政府所达成的一个用于指导续后抗疫的新指标。这个指标告知的不是绝对的新增感染数，而是以10万人为基数的感染病例数，因此该指标能更可客观地反映某个地区的疫情扩散程度，有利于对不同地区的疫情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和评估，从而更好地了解和把握疫情全局，从而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抗疫政策。

作为一种统一评估疫情的量化指标， “Sieben-Tage-Inzidenz”概念的提出无疑对于抗疫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接下的抗疫工作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提出“7日感染率”时，该指标用作抑制疫情的上限值，当初确定在50人。若一个地区每10万人过去7日中新增确证感染人数累计超过50人，（对）该地区便必须采取诸如全面封锁/停摆的严厉管控措施。之后随着时间的流失，德国滋长了对抗疫的麻痹情绪，对“7日感染率”的内涵也作了微妙的，不引人注意的变更。在面临二波疫情严峻形势之下，联邦和联邦州“峰会”在2021年1月5日对“7日感染率”超过200人的地区作出了居民活动半径不得超过15公里的限制规定。“7日感染率”的上限值被上抬到了200人，与原先的50人比较，这个指标值缩水了4倍，这种缩水对抗疫来说是种不利信号。

五十步笑一百步

稍有流行病学，尤其新冠病毒学专业常识的人，都应该能知道，当疫情扩散到一定程度时，感染链便会无法追踪，疫情便会走向失控，此时再拘泥于某项量化指标，已无太大意义，此时再基于该项量化指标而定政策，已不合时宜，并会自取其咎。在疫情失控的如今，当一个“7日感染率”为150人的地区在比较另一个“7日感染率”为200人的地区后而采取较为宽松的管控措施，当一个“7日感染率”达到199人地区在与15公里活动半径上限值差1人时认为因此可以不必实行相应的管控措施，这些都是抗疫不不力的表现，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的做法，是导致文章开头所说的“新政施行，漏洞遍布”之局面的一大根源所在。

“7日感染率” 概念内涵的变更清晰地显示出，德国的抗疫历程是场节节败退的历程。促成的这种败退原因，与德国决策者主观上的自我放松有关，这种放松客观上起到了降低阻拦病毒泛滥门槛的作用。德国疫情爆发二波，并且在采取全面停摆措施后，长达一个月还得不到有效控制，因此就不奇怪了。鉴于德国当前的疫情以及变异病毒对德国的危险，联邦总理默克尔1月13日警告说，德国在1月底后可能还需要8至10周的严厉管控，停摆因此可能要延续到复活节。根据默克尔的提议，联邦和联邦州将在1月19日提前举行“峰会”。

量化指标和抗疫效果

说到量化，德国堪称典范，闻名于世。对许多有形工作，比如菜谱，德国人习惯将配料量写得分毫不差，在制造设备、生产工具、楼房建造等方面，德国人一丝不苟量化，精益求精完美，令人赞叹不已。然而据笔者观察，德国人的长处并非面面俱到，对于诸如软件开发、网络构建、数字处理、故障排除等无形工作，德国人似乎就不那么显得擅长了。

有形工作是可见的工作，所加工和处理对象往往是在没外力作用下，本身形状或特性不会自我变化以及可直接触及的，一般表现为静态的实体材料。无形工作则不然，处理和应对的不是直接可触及的实体材料，而是所要排除的现象或干扰，或是所要达到的状态和效果。抗疫便是一种无形工作。

与其他诸多的无形工作不同，抗疫，尤其是新冠抗疫，是种受到诸多因素作用和制约的特殊复杂的无形工作。一是引发因素不同。一般的无形工作，如数字处理，引发的是人，人若不为，结果不会自动生成，此类的无形工作是静态的。但疫情不同，由病毒引发，病毒的传播和疫情的扩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疫情和抗疫因此是动态的；二是作用因素不同。一般的无形工作，局限于专业人员范围。而抗疫除专业人员投入外，还需要动员社会以及取得广大社会成员的配合，才能达到抗疫目的；三是后果影响不同。一般的无形工作、人若不作为，无生命之患。而抗击新冠病毒，人若消极而为，无异于束手待毙，除非以重大牺牲为代价的群体免疫形成。

出于对自我量化能力的自信，德国人在应对无形工作时也注重发挥和应用其量化能力和智慧，努力通过量化将无性工作转为有形化，使之变成可操作化。量化适当以及准确与否，取决于对无形工作的认识或判断，认识精深，判断准确，量化便得当，收效便良好。对无形工作进行量化时，因而需要高度的敏感以及高超的技巧，要切合实际地进行量化并根据情况变化而进行调整，以便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

由于新冠病毒是不听人摆布的，你放松，它就乘机。管控放松，人为制造漏洞，人员流动和接触增加，四面紧逼而来的病毒就会随人潜来，乘虚而入。假如将“7日感染率”值设定到50人，这时已达到49人，与所定的50人指标相差1人时，就不应迟缓，就不应等到上升到50人时再收紧管控措施。这种被动的抗疫，不仅会前功尽弃，还会加重之后抗疫的难度，并付出更高的代价。不少专家建议将“7日感染率”降低到25人或更低，这是有道理的。抗疫工作不能墨守成规，消极被动，这是德国当前抗疫之急需。

可能由于德国人太囿于量化思维，导致往往陷于自定的量化框框而难以自拔和灵活应变。这恐是普遍认为的德国人处世行事僵化死板，也恐是德国人应对无形工作能力较弱的深层原因所在。在试图克服被动时，还容易量化出格进而作出冲动的举动。在此次史无前例的新冠抗疫工作中，在经历了一波疫情的痛苦冲击后，德国人走上了一条囿于量化，迟缓、滞后和被动抗疫之路，导致如今疫情失控，对病毒扩散抑制苦无良策，最终只好寄希望于效果有待证明的新疫苗，以求解脱。真可谓：量化算尽太聪明，反误了抗疫大事。

对“按既定方针办”的质疑

在德国政界，现在流行炫耀自己“有执政经验”，极力主张“按既定方针办事”，最为典型的是北威州州长拉舍特，这是很有问题的。“执政经验”并非“执政有方”，最多说明的是“有本事摆平政事”，真不知拉氏的所谓“执政经验”是些什么经验？若“按既定方针办”，只会使人更加信心磨灭，使德国更加沉闷，更加沉湎于现状，社会更加缺乏活力，创新发展更加疲缓，贤能更加难于辈出。明天德国第一大党，对德国发展和建设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基民盟选举久盼的党主席，希望选举能取得令人振奋的结果。

附录：各州停摆新政一览

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

一户家庭只能与另一他人接触，但对12岁以下的，有照顾必需的孩童例外对待；

感染热点地区适用15公里活动半径的规定；在“7日感染率”超过200人的地区，居民在无充足理由之下，如看病或上班，离家外出不得超出住址的15公里半径；另外对感染热点地区，在晚21时至早晨6时期间应限制外出，此项限制目前仅实行于梅克伦堡湖区县（Mecklenburgische Seenplatte）；

学生可去学校，但非必须；面授课停开，各年级的学生应待在家里，至寒假开始不再举行笔试；不能在家照顾孩子的家长可送孩子去幼儿园，照顾时间无限制。

柏林

自1月10日起实施最严厉的停摆规定，单亲家庭至12岁的孩子不属严厉接触限制的范围；

离家外出需要充足的理由；

学校和幼儿园先关闭到1月25日，只开隔空课，对小学生和幼儿园孩童提供紧急托管，但要求家长只在紧急情况才送去紧急托管；自1月11日起，10、11和12年级的毕业班只开小班上课；

不实施宵禁，但截至1月31日离开住家需要充足的理由，比如：看病、购物、上学、上班、体育、遛狗或整理花园。

勃兰登堡

也于1月9日起实施新政，并对14岁以下的孩童不再例外对待；

学校继续关闭，例外的是毕业班以及特殊教育学校；自1月18日起，视疫情而定，小学以轮流上课模式开课；

幼儿园继续开园，家长应尽可能在自家照顾孩子，单亲父母自1月18日起可要求获得紧急托管；“7日感染率”达到300人或以上的县，关闭幼儿园，目前这项规定适用于上施普雷瓦尔德-劳西茨（Oberspreewald-Lausitz）县；

15公里活动半径的规定适用感染热点地区，特别是针对出游人员。

汉堡

最先开始于1月9日实施新政；

将原先两户家庭最多五人接触的规定，收紧为一户家庭只能与另一户家庭中的一个人接触，孩童不再例外对待；

继续开放幼儿园，但时间缩短为8时至15时，要求家长不要将孩子送往幼儿园；

学校停课至1月31日，毕业班例外，家长可决定让孩子去学校还是在家里学习，学校的照顾时间是8时至16时；

尚不清楚是否实施15公里活动半径的规定，因为“7日感染率”低于200人。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

由于实际上无法监督，接触限制之规定只适用公共空间，而非私人空间；州政府建议在私人空间也遵守规定，并将社会接触局限到最低的必要范围，禁止举办派对或类似庆祝活动；

新政不含15公里活动半径的规定，也不采取视感染率而自动启动的做法，将15公里活动半径限制视为县市在“7日感染率”超过200人时，在与州卫生部沟通后所采取的附加措施中的一部分；该州53个县市中，至今没有一个宣布要采取15公里活动半径规定的；

学生皆在家上课，该州的1万家幼儿园自1月11日起提供有限的，持续时间为数小时的紧急托管，家长应尽可能地让孩子待在家里。

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

学校和幼儿园仍然关闭，但当地提供紧急托管，对毕业班适用特别规定；

最多只允许两名许可人员，在持有阴性检测报告之下去养老院看望被照顾人员，检测报告不得早于24小时，也可在养老院内进行检测；

在感染热点地区，可能实行行动限制，适用自住地起测算的15公里活动半径的规定，但在“7日感染率”超过200人时不自动启动，而作为县市政令措施予以发布；

接触限制不包括以下两类情况：由家庭成员照顾14岁以下的孩童以及对家庭成员的护理；

黑森

自1月11日起实施严厉的接触限制，但对最多至三户家庭共同照顾孩子以及照顾不能自理人员的情况例外；

学校继续开放，但对1至6年级停开面授课，对7年级开隔空课；对幼儿园孩子，继续适用自12月16日实行的，只在紧急情况下可由家长送去幼儿园托管的规定；

在感染热点地区，在“7日感染率”连续3天超过200人的情况下，可作出自21时至5时的宵禁规定；15公里活动半径的规定，是按住地，而不是按住址来测算距离，此规定目的在于阻止出游。

莱茵兰-普法尔茨

接触限制不适用6岁以下的儿童，紧急建议在私人范围遵守一户家庭只能与另一户家庭中的一个人接触的规定；

涉及15公里活动半径的规定，不自动启动，但在感染数持高的地区，可对活动范围进行限制，此类规定将在和地方政府协商后作出。

县市可发布措施收紧政令；只有在具有充分理由之下才允许离家外出，这项规定现已在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市、施派尔（Speyer）市和皮尔马森斯（Pirmasens）市实行；

在1月份学校停开面授课，自1月25日起视疫情而定，可在小学和5、6年级转入轮流上课制，州教育部将在1月17日作出决定；

幼儿园仍然开放，但紧急呼吁尽可能让孩子放在家里。

萨尔

禁止旅游性质的旅行，但可以访问位于15公里以外的家庭成员；

学生不上学而留在家里，毕业班例外；12和13年级的学生自1月11日起返校，对普通中学9年级毕业班和中等教育10年级毕业班的学生自1月18日起开面授课，这也适用于职业和中专学校的考试班和毕业班；

接触限制规定不适用于对残疾人、护理需要人和孩童的照顾人员，并允许为照顾14岁以下孩童，两户家庭组成固定的共同体。

不来梅

接触限制不适用12岁以下的孩童，一户家庭只能接收一名他人的来访，12岁以下的孩童不计人数；

先放弃实行15公里活动半径的规定，因为目前该州的“7日感染率”低于200人的门槛；

至1月底停开面授课，家长可决定是否将其孩子送到学校，毕业班轮流上课。

下萨克森

1月10日起实施新政。

由地方决定是否实施15公里活动半径的规定，若实施，以住址为活动半径的起点，而不以住地。

在接触限制上，对残疾人和其双亲分居生活的孩子作例外对待，对幼童放松接触限制，允许3岁以下的幼童跟随一方父母；

对旅行返回人员，即使证明接种过2次或曾感染痊愈的，都必须进行隔离；

寒假后的第1周，小学开隔空课，接着到上半学期结束前开轮流课；其他学校，除毕业班，全部都开隔空课，这也适用于职业学校；文理中学和其他学校的毕业生分班上课；

对不上面授课的学生，安排紧急托管，幼儿园紧急托管的人数最多至班级的50%。

萨克森-安哈特

感染热点县须对当地居民作出15公里活动半径的规定，前提是的“7日感染率” 中有5天超过200人，从市、县或乡的边界起测算距离，对有诸如看病、护理家庭成员、照顾权人看望孩子、上班等充足理由的人员例外看待；

不久可能会要求本州的全体居民遵守15公里活动半径的规定。如果证明“7日感染率”中有5天超过200人，州政府将活动限制扩大到全州；

新政给了地方政府封锁去出游胜地的可能，地方负责人可禁止进入整个地区、个别的漫游道路、滑雪或雪橇场、狭窄的街道或观景点；

一户家庭最多只能与另一家中的一人接触；

自4月份以来，学校和幼儿园首次处于紧急运行状态，只有持有雇主证明的家长才可将其至6年级的孩子送学校和幼儿园紧急托管；

几乎所有的学生，最早至1月31日都给作业在家里做，只有毕业班才开面授课。

萨克森

是唯一将停摆新政延长至2月7日的联邦州；

从1月11日起，只允许一户家庭的两个人与另一户家庭的一个人接触，例外的是在停摆期间互相照顾孩子的家庭或邻居，只允许最多两户家庭的14岁以下孩童相聚；

15公里活动半径的规定已从12月中旬起开始执行，此外继续适用外出限制；

学校和幼儿园保持关闭，提供有紧急托管，根据目前的计划于2月8日重新开放，2月份第1周为寒假周，第2周假期推迟到4月份第1周。

图林根

1月10日起实施新政。

建议所有的供应活动局限于15公里半径内；现只在感染热点希尔德布格豪森（Hildburghausen）县实行严格的15公里活动半径规定，体育和户外活动只允许在住家的15公里半径范围内进行，禁止集会、礼拜和地方议会开会，违反规定者面临至25000欧元的罚款；

某一地区“7日感染率”中有5天超过300人时，集会的参加人数限制到25人；

学校的寒假提前开始于1月份的最后一周，自2月1日起实行阶段方案中的标为黄色的有限运行，即可以交替方式开设面授课和家庭课，若有充足理由，可在2月份第2周暂停面授课；

定于1月份的考试仍举行，对毕业班开面授课；

零售业和建材商店可提供取货服务。

巴伐利亚

自1月11日起实行最严厉的管控措施；在严格限制接触中，固定交由另一家庭进行照顾的14岁以下的孩童例外，州政府还保证由家庭和邻居对孩子的照顾；

学校和幼儿园关闭，但提供紧急托管，1月31日之前不开面授课，在所有的学校和年级仅开隔空课；

在感染热点地区，人员的活动受到限制，只允许在其居住地边界起算的15公里半径内活动，出游不是例外的理由；

自该日起，可去商店取回预订的商品，但要有严格的防护和卫生方案。

巴登-符腾堡

一户家庭只能与另一户家庭中的一个人接触，不仅在公共场所，而且在私人空间，接触限制不针对孩童；

一户家庭可以与另一户家庭交替照顾孩子，但在停摆期间必须是固定的两户家庭；

视疫情，可在1月18日起重新开放小学和幼儿园，前提是疫情指数须有明显的回降，对此将在1月14日作出决定；

关闭的商店可自1月11日起提供取货服务，州政府曾在12月由于担心圣诞节发生拥挤而对取货服务作过禁止。

赵吉鹏（安徽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主任，欧洲联盟研究中心副主任）：

法国反恐立法35年

近年来，法国遭遇多次恐怖袭击，死伤惨重。其中较为严重的是2015年1月7日，巴黎《查理周刊》枪击事件，导致12人死亡；2015年11月13日，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31人死亡，400余人受伤；2016年7月14日，尼斯恐怖袭击事件，造成86人死亡，400多人受伤。

法国政府高度重视反恐工作，1984年10月8日，成立打击恐怖主义协调局（Unité de coordination de la lutte antiterroriste, UCLAT）, 2019年12月27日停止活动，反恐工作交由对内安全总局（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sécurité intérieure, DGSI）负责。1993年2月26日，成立战略研究基金会（Fondation pour la recherche stratégique, FRS)，开始建设反恐网络资料库。

1986年以来，法国先后颁布了多部反恐法律，制定了较为细致的反恐举措，对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认定、恐怖主义行为的调查和法律责任等都进行了规定，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更为有效地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

1986年9月9日，颁布第86-1020号法律，将恐怖主义犯罪定义为重罪，将涉嫌恐怖主义的犯罪嫌疑人拘留时间延长至96小时，将律师的干预时间推迟到72小时之后。

1991年7月10日，颁布相关电信监管法律（第91-646号法律），允许司法或行政部门监听或拦截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通话信息。

1995年1月21日，颁布《安全导向和程序法》（第95-73号法律），允许对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场所和建筑物进行监视。

1997年12月29日，颁布简化恐怖主义活动判决的法律（第97-1273号法律），指出在必要时审判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的专门法庭可以移至巴黎以外地区。

2001年11月15日，颁布第2001-1062号法律，允许警察对涉嫌恐怖主义的嫌疑人进行搜身和对尸体进行解剖调查。将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定义为犯罪，允许没收恐怖分子的私人财产。

2006年1月23日，开始重点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颁布第2006-64号法律，要求电信运营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共场所将数据至少保留一年。反恐部门不再需要治安法官授权，便可查阅相关数据。允许警务部门将涉嫌恐怖主义犯罪的嫌疑人拘留时间延长至6天。

2011年4月14日，颁布《警察拘留法》（第2011-392号法律），规定对涉嫌恐怖主义犯罪的嫌疑人最长羁押期限（普通法为48小时）可由地方法官根据情况延长至96小时，其中包括16岁及以上未成年人罪犯或同谋。在恐怖主义存在严重风险的时期，羁押期限可以延长至144小时。

2015年7月24日，颁布《情报法》（第2015-912号法律），规定情报部门（国家情报技术控制委员会，CNCTR）在总理授权后，可以使用窃听、间谍软件、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等信息技术获取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数据。

2015年11月14日，颁布第2015-1475号法律，宣布从2015年11月14日0点起全国进入紧急状态（1955年4月3日颁布的《紧急状态法》规定紧急状态的期限最多为12天）。同时还颁布了一项法兰西岛特定法律，规定省长有权限制活动、禁止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人员在某地逗留、关闭会议场所等。2015年11月15日，法国政府宣布全国哀悼3天。

2015年11月16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延长国家紧急状态（将紧急状态从2015年11月26日起延长三个月），加强法国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要求联合国尽快通过打击恐怖主义的决议，在安全部队（警察、宪兵、海关和司法部门）中增加职位。

2016年3月22日，颁布关于预防和打击不文明行为，打击对公共安全的攻击和旅客在公共交通中的恐怖活动的法律（第2016-339号法律）。为了更为有效地防止恐怖袭击，该法律授权航空、铁路及公交公司以一般或随机的方式进行安全检查，允许对旅客行李进行检查。该法律还规定可以剥夺犯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犯人的国籍。

2016年6月3日，颁布第2016-731号法律，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及为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犯罪行为，并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和保障。允许反恐部门夜间对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房屋进行搜查，允许使用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截获数据。

2016年7月21日，颁布第2016-987号法律，增加了恐怖主义犯罪的刑罚，规定禁止对恐怖主义犯罪分子减刑，政府有权关闭散播仇恨或暴力的宗教场所。将国家紧急状态的最长期限延长至6个月（2015年11月13日，巴黎遭遇恐怖袭击，法国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原定2016年7月26日结束，但同年7月14日尼斯发生严重恐怖袭击，共造成80多人死亡，紧急状态延长至2017年1月）。

2016年12月19日，颁布第2016-1767号法律，将国家紧急状态延长至2017年7月15日。同时规定从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开始和国家紧急状态持续期间，对同一人的软禁时间不得超过12个月。

2017年2月28日，颁布《公共安全法》（第2017-258号法律），规范了警察、宪兵、海关和军事部门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原则，加强了对安全部队的保护，加重了对罪犯的制裁。

2017年10月31日，颁布《加强国内安全和反恐法》（第2017-1510号法律）。该法律的颁布结束了法国为加强反恐而实施的将近两年的国家紧急状态。省长有权发布命令设立警戒区、关闭邪教集会场所、禁止示威游行、监视恐怖主义嫌疑者及密切接触者、查阅航空旅客档案等。

2018年3月29日，宪法委员会和“人权联盟”再次重申“合宪性优先”原则，对国家颁布的一些反恐措施提出了异议，指出反恐检查不能存在“任何歧视”，要求保障正常家庭生活，限制犯罪嫌疑人活动的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

2020年6月17日，部长会议提议延长打击恐怖主义的各种措施至2020年12月31日（包括关闭传播极端思想的宗教场所，对恐怖主义嫌疑人进行监视等2017年10月颁布的《加强国内安全和反恐法》所提及的内容。）。

2020年8月10日，颁布第2020-1023法律，规定可以对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犯人在刑满释放后重新收监。但宪法委员会对此项法律持有反对意见。

刘猛（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

英国“脱欧”对英国和欧盟经济影响简析

随着12月31日过渡期结束，英欧达成《英欧贸易与合作协议》，为英国“脱欧”四年多来混乱局面划上句号。英欧互为重要经贸伙伴，“脱欧”将加大英欧双方贸易壁垒，限制双方之间商品、服务、资本、人员自由流动，对英国和欧盟经济均将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同时，“脱欧”也有利于英国重新获得在经贸政策、渔业资源等方面自主权，一定程度上倒逼欧盟凝聚力提升。

一、“脱欧”严重冲击英国经济，加剧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紧张状况

“脱欧”公投以来，随着英“脱欧”不确定性持续发酵，英国内需、外贸、FDI流入、净移民等存在不同程度下滑。英“脱欧”不确定性拖累英国经济增速由2015年的2.4%降至2019年的1.5%。英欧达成贸易协定避免了无协议脱欧严重后果，短期内，将为英国经济带来一定程度刺激。但英国仍面临就业稳定、贸易增长等方面挑战，叠加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等因素，加剧英国经济衰退风险。英国政府估计，即便英欧达成贸易协定，在移民受到限制情况下，相较于留欧情形，自2018起未来15年内，英国GDP也将下降6.7%。

（一）英国外贸增长面临挑战

英国以贸易立国，入欧以来，成员国身份极大促进了英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增长。“脱欧”将使英国未来一段时期贸易增长面临挑战。从货物贸易看，欧盟是英国最大贸易伙伴，公投以来，英国对欧盟贸易逆差逐渐上升，带动贸易逆差总额扩大，使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脱欧”后，英国离开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英国和欧盟之间贸易壁垒增加，英国外贸增长前景遭遇挑战。英欧货物进出口贸易占英国货物贸易量57%，英国“脱欧”将导致英欧贸易壁垒上升，不利于英国进出口增长。根据《英欧贸易与合作协议》，自2021年1月1日起，英欧之间将实现“零关税”、“零配额”，但除北爱尔兰外，英欧边境将不可避免增加安全检查、海关申报等壁垒。欧盟将对英国一些动物性食品进口增加新限制，如香肠和汉堡等非熟制肉类食品除非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冷却保存，否则将不能再进入欧盟市场。企业将需要在港口准备新的海关手续，若相关准备材料不够完整，可能导致贸易中断。同时，英欧贸易协定并未完全取消未来向对方征收关税可能性。如协定中的“渔业条款”规定，英国可以选择自2026年起，禁止欧盟渔船进入英国6-12海里专属经济区内捕捞，欧盟也将被允许对英国渔业产品征收关税。因此，即便英欧将实现“零关税”、“零配额”，英欧关系仍将涉及新贸易壁垒。英国智库牛津分析认为，更高贸易壁垒将导致贸易量相对减少，使得英国未来10年GDP将减少5%-7%。此外，“脱欧”导致英国经济增长放缓，拖累英镑汇率表现，不利于英国进口贸易。脱欧公投以来，英镑承压下行，迄今难以恢复至公投前水平。英镑贬值破坏国际投资者对英国资产信心，加大英国进口商品成本，加剧贸易赤字状况。  

从服务贸易上看，服务业占英国GDP80%，占英国出口约45%，为英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金融服务业贡献英国政府税收以及经济产出的约10%，对英国经济影响力尤为重大。欧盟是英国金融服务贸易重要顺差对象，英国约40%服务贸易向欧盟提供，其中主要为金融服务。“脱欧”后，英国金融服务业部门失去欧盟市场“通行证”安排，英国银行、建筑、会计等提供服务的企业将失去自动进入欧盟市场权利，对欧开展业务会面临一些限制。国际金融巨头纷纷将资产由伦敦金融城转移至欧陆国家，英国金融业生态系统将随之改变，金融城竞争优势将有所折损。此外，欧盟对英国的医生、厨师、建筑师、律师等专业资质认可也将不复存在，英国相关企业为进入欧盟市场，须遵守每个成员国相关法律法规和资质要求，欧盟对英国服务业市场准入壁垒增加，英国服务贸易以及服务业就业均将遭受巨大冲击。

（二）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减少

英国每年吸引的FDI大部分来自欧盟，非欧投资者将英国视为向欧盟单一市场内其他国家出口的重要平台，为进入欧盟市场纷纷加大对英国投资，成员国身份极大促进了英国FDI流入。脱欧导致英国FDI流入大幅减少。英国议会数据显示，自2016年以来，流入英国的FDI持续下滑，截至2018年，流入英国的FDI净值降至493亿英镑，来自欧盟的FDI甚至净流出120亿英镑，导致欧盟占英国FDI存量的比重下滑至38%，英国也下降为全球第七大FDI流入国。据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高校测算，“脱欧”以后，流入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将下降37.5%。

（三）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加剧

数十年来，移民工人对于英国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大城市劳动力增长起至关重要作用。其中，欧盟为英国移民主要来源地，对英国劳动力市场贡献尤为显著。英国智库“决议基金会”报告显示，自英国公投“脱欧”以来，英国移民工人流入量已经减少，其中，欧盟净移民工人数量甚至减少近3/4，由2015-16年的20.7万人降至2019-20年的5.8万人。新冠肺炎疫情甚至加剧英国劳动力紧缺状况，自2020年年初至夏季，欧盟流入的英国移民工人数量下降16%，导致英国移民工人总量出现大幅下降。鲍里斯·约翰逊政府新移民制度可能导致英国劳动力市场紧张状况进一步恶化。英国央行预计，截至2021年，英国净移民数量将降至18.8万人。随着移民减少以及婴儿潮一代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英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力供应紧张状况逐渐加剧，制造业、农业等经济部门用工荒问题凸显。欧盟移民工作技能和就业率普遍较高，移民减少将制约英国劳动生产率提升。IMF分析人士认为，净移民下降50%将导致英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下降0.3个百分点，引起经济产出下滑。预计至2030年，在英欧达成自由贸易情况下，欧盟移民减少将削减英国经济产出水平0.6%个百分点，人均GDP相应降低。

（四）公共财政压力加大

中长期看，英国“脱欧”将加剧劳动生产率疲软状况，造成税收收入减少，赤字和债务水平有所增加，对公共财政施加压力。一是财政收入减少。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BR）预计未来50年，若英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每年下滑0.1个百分点，将使经济总量萎缩4.8%，税收收入因之减少360亿英镑。随着企业外迁，工作年龄人口减少，财政收入将有所下降。二是支出负担增加。“脱欧”将导致政府与养老相关的公共财政负担不断增加，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预计2017-2067年，健康养护支出增幅有望达国民收入0.8%。目前，英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已经超过100%，远超欧盟预警线。由于担忧英国“脱欧”导致公共财政状况走弱，叠加疫情因素影响，国际评级机构下调英国主权信用评级，英国政府融资成本将随之上升，无疑加重政府财政负担。

二、“脱欧”使英国重获经贸等领域自主权，或有利于相关领域竞争力提升

“脱欧”使英国重新获得经济、贸易、法律以及安全等方面自主权利，或有利于英国在金融、贸易、渔业等领域竞争力提升，一定程度上促进英国经济繁荣。主权方面，欧盟法律将不再适用于英国。英国重新取得对英水域渔业资源控制权。根据《英欧贸易协定》，英国在英海域捕鱼份额将大幅上升。尽管《英欧贸易协定》未就金融服务业准入做详细规定，英国金融服务业“无协议脱欧”使金融业发展遭受一定冲击，但伦敦金融城在金融法制环境、文化语言、时区等方面独特优势仍然存在，“脱欧”短期内难以动摇英国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同时，英国金融监管自主权加强，或有利于英国金融行业以及新兴产业发展。安全方面，英国得以重新实施全面边境管控，减少社会不稳定潜在因素。实施澳大利亚式积分制移民体系，控制移民规模，吸引更多高技能劳工赴英就业。经贸方面，“脱欧”使得英国重新取得贸易政策制定权，可通过与全球其他贸易伙伴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促进本国贸易和经济繁荣。2019年以来，英国政府通过与相关国家开展“延续性”自贸协定谈判，复制欧盟与全球70多个国家签署的贸易安排，以求“脱欧”后继续维持已有贸易优惠条件。截至目前，英国已经与其中的60个国家达成协议。英国政府目前正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语国家加紧贸易谈判，着力打造全球贸易伙伴关系网络，促进英国在全球范围内贸易增长。资金方面，“脱欧”后，英国将不再负责欧盟预算分摊以及欧盟成员国会费，更有利于英国优化资金使用结构，为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农业发展等重大事项提供更充裕资金保障。

三、英国“脱欧”将削弱欧盟经济实力和欧洲经济一体化动能，相关政治经济影响仍有待观察

英国“脱欧”造成的系统性影响远超英国自身，作为欧盟第二大经济体，英国经济体总量占欧盟约1/5，为欧盟第二大预算承担国，在欧盟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英国“脱欧”将使欧盟经济总量、贸易和投资有所下滑，导致整体实力受损，全球影响力相应下降。英国“脱欧”将加重成员国预算分摊负担，对欧盟现有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造成一定程度冲击，加剧欧洲一体化困局。在英国“脱欧”示范效应下，反欧疑欧势力抬头，欧洲右翼政党崛起甚至组阁，危及欧洲团结与融合。英“脱欧”折射出的英国内部结构性问题在欧盟内部普遍存在，贫富差距大、青年失业率高、身份归属迷失等问题积重难返，难民危机、债务危机隐患犹存。成员国围绕债务分担、价值观等问题仍存在分歧，超国家实体与主权国家、成员国之间关于欧盟主导权斗争也将长期存在，抑制欧洲经济一体化动能。但另一方面，英国“脱欧”混乱局面以及欧美关系不确定性倒逼欧盟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升。多数欧盟公民仍强烈支持欧盟。皮尤研究中心对10个欧洲国家调查显示，接近75%欧洲人认为欧盟促进了欧洲和平，55%认为欧盟促进了欧洲经济繁荣。英国“脱欧”对欧盟政治经济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