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疫情报告与评估(2021年03月07日-03月08日)
【疫情大数据】
【专家观点】
徐超(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副研究员):
关于欧盟《数字服务法案》之分析
伴随数字经济时代的加速来临,数据资源竞争的日趋白热化,全球数字治理日益成为国家和地区竞争的重要“抓手”,并成为占领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地”。对此,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12月15日公布《数字服务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下文简称“法案”),旋即引起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关注。“法案”若在预定时间内生效,会重新构建欧盟现有互联网平台(下文简称“平台”),尤其是超大型“平台”等在线中介服务机构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有助于形成更加开放、公平、自由竞争的欧洲单一数字服务市场,有助于欧盟数字经济产业的创新和增长,为欧盟消费者提供更加安全、透明和值得信赖的在线服务,最终形成数字经济治理的欧盟规则,并将影响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进程,因而系统分析“法案”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欧盟《数字服务法案》横空出世的背景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迈向数字化时代,而且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数字化时代的提前到来,因而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新业态、新产业和新模式正呈现出主导未来经济发展态势,成为美西方国家激烈竞争的重要领域。客观来说,数字经济向人类社会提供便捷、高效、智能和多元等显著收益的同时,承载数字经济的互联网“平台”也暴露出以下风险与挑战:一方面,承载数字经济的“平台”的信息透明度、客户保护、信息内容质量、平台监管等问题均面临新的法律规制的挑战和需求。以特大型“平台”为例,当前特大型“平台”对市场具有超强的影响力,形成事实上的垄断,侵害或损害消费者权益等问题备受关注;另一方面,承载数字经济的“平台”诸多内容亟待规范。比如承载数字经济的“平台”充满“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虚假新闻肆虐、儿童色情不绝和网上经济诈骗”等情景。这都触动主权国家和地区立法者的神经和理念,要求承载数字经济的“平台”转向更为严格责任制度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的呼声此起彼伏。对此,“平台”自身已经开展自我审查。比如P站的性虐待、性贩卖丑闻让其不得不开始网络净化。以推特、脸书等为代表的美国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在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遭遇暴力冲击事件之后,不得不对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使用的社交媒体账号进行了管控(管控措施包括暂时关闭、封锁特朗普个人的账号,推特采取的是永久性移除)。
但是,实践多次证明,仅仅依赖“平台”的自律行为,难以保证“平台”的健康、有序发展。这是因为,“平台”与客户和国家安全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在此背景下,欧洲不少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平台”的权利、义务、责任与使命;欧盟正多措并举构建单一数字经济服务市场、积极制定新的法律制度,更好的服务单一数字经济市场,助力欧盟获取更大全球数字市场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其中,2020年12月15日,欧盟委员会公布“法案”,重构现有《电子商务指令》的相关规定,是欧盟最新努力成果。
二、《数字服务法案》的核心要义
“法案”的文本多达113页,主要内容涉及重构“平台”删除非法内容和保护消费者基本权利的法律制度,为监管机构监督“平台”,尤其是超大型“平台”提供法律依据,其中不少制度都是第一次出现。同时,“法案”致力于保护欧洲用户在“平台”上的基本权利,为消费者提供安全、透明和值得信赖的消费环境,减少公民接触非法活动和危险内容的可能性,为公民在“平台”自由表达思想、交流和购物创造更安全的体验环境。具体来说,“法案”主要包含以下五方面内容:
(一)明确规定“平台”的责任。例如,“法案”要求“平台”构建“非法内容举报机制,内部投诉机制和纠纷解决机制”,使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化和法律化。再如,“法案”要求“平台”有义务识别其商业用户,并澄清谁在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有助于追查流氓交易员,保护在线购物者免受非法、假冒或危险产品的侵害。
(二)明确规定“平台”删除内容的程序。为了解决平台肆意管控、恣意删除内容等行为,“法案”要求“平台”删除内容的行为时,需要向消费者提供解释,并定期发布详实的执行报告。同时,消费者将有权举报和标记非法内容和产品,并在相关内容被“平台”删除时进行反抗:“平台”有义务通知其所做的任何决定及其理由,并提供可供抗辩的机制。
(三)明确规定“平台”数据的使用规则。“法案”要求“平台”在用户协议中,明确、具体地告知用户数据和算法使用的相关情况。“法案”还要求“平台”充分了解旗下电商资质请款,并予以作出是否审核通过。考虑到大型“平台”在促进公众思想表达与交流和传播,以及经济交易行为的系统性影响,“法案”此类“平台”需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和遵行其他特殊规定。当此类“平台”向外界推荐内容时,用户可以修改使用的标准,并有权选择是否接收个性化推荐。
(四)明确制定“平台”的广告规则。“平台”需向消费者告知广告的存在,以及广告商的身份。当“平台”使用所谓“精准广告”或者网络行为追踪广告时,需要告知消费者为什么看到了特定的广告。;
(五)明确规定超大型“平台”的特殊义务。一是对所谓超大型“平台”(月活跃用户数超过4500万的客户)设定了附加义务。这些“平台”需要对内容审核机制是否存在系统性风险予以评估,并在使用算法审核的情况下披露关于算法机制主要参数,而且用户有权利修改这些参数,或者选择不使用算法内容审核。二是超大型“平台”还需建立一个关于广告使用的公共资料库,通过API对外开放。超大平台还有义务向监管机关以及符合资质的学术研究人员提供数据,用于审查其合规情况以及评估系统性风险。三是超大型“平台”需要任命“合规官”确保“法案”合规以及年度审计。“法案”有权对“平台”违法经营施以重罚,对不遵守“法案”规定义务的中介服务机构,处以高达年收入或营业额6%的罚款,仅仅提供信息不正确、不完整或有误导,未能答复或纠正不正确、不完整或误导性的信息,以及未进行现场检查,罚款就可高达年收入或营业额的1%,若有拖延情况发生,可以再处日均营业额5%的罚款。这无疑会对超大型“平台”产生震慑作用。
三、潜在影响与评估
(一)欧盟“法案”重构欧洲“平台”经济的游戏规则。“法案”为“平台”创设了更多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对特大型“平台”进行了更严格的规范和监管,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改变“平台”运营的方式。如果“法案”生效,对打破现有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垄断地位,激励欧盟境内的数字创新和中小企业数字企业发展,保障欧盟民众的在线权利等,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二)提升欧盟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话语权。从当前来看,全球数字治理的制度竞争仍然处于有益的探索阶段。与美国相比,欧盟“平台”相对不强,而且欧盟数字经济市场非常巨大等特殊情形,欧盟始终都在如何监督“平台”与欧盟单一数字经济良性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对此,欧盟在监督“平台”方面的确动作频繁,但整体仍在法律制度体系中开展。放眼未来,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竞争,必将从要素竞争迈向制度竞争。简而言之,谁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获得话语权,谁就可以占领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地”。伴随欧盟“法案”的横空出世,短期内会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但在长期内,国际社会若不能就数字经济的全球治理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和对话机制,必将诱发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恶性竞争。
(三)“法案”对我国“平台”将产生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对此,我需要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分析和评估欧盟“法案”的利与弊问题。从我国政府层面来看,由于我国《电子商务法》已经涵盖了欧盟《数字服务法案》涉及的主要议题,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监管框架。但从欧盟在WTO电子商务谈判中的立场分析,欧盟“法案”可能会与我国的法律法规存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冲突:一是跨境数据流动问题;二是电信服务市场准入问题。对此,我国政府和“平台”应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高晓川(华东师范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理事):
促进“17+1合作”与“三海倡议”对接
“17+1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欧地区的实践方案已经步入第9个年头,取得了显著成果。它扩大和促进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关系发展与利益融合。“三海倡议”国家把通过互联互通建设促进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倡议主要聚焦于能源、交通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类似于“中东欧版的互联互通倡议”,旨在实现南北走向上的互联互通。成员国建立了三海投资基金,计划参与总额达1000亿欧元的基础设施项目。
在2020年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背景下,中东欧欧盟成员国家开始把强化“三海倡议”合作作为推动经济复苏和实现次区域长期繁荣与发展的有效平台,波、捷等国把该倡议作为与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一体化并列的三大外交政策支柱。“17+1合作”的优先方向在于中欧互联互通与产能合作,“三海倡议”聚焦能源、交通和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两者对接具有内在基础。寻求对接的结合点是基于多数中东欧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基础上深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与务实合作的有效路径,这有助于增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战略关联性和协同发展。虽然“三海倡议”不包括“17+1合作”中位于巴尔干地区的塞、希等六国,但这不意味着两个战略间没有对接点。
与九年前“17+1合作”机制建立时相比,目前中东欧地区的内外部环境已出现新变化,尤其是2017-2018年以来,在美加大对中东欧的战略倚重以及欧盟突出地缘政治作用的背景下,该地区外部环境出现了新变化。欧盟采取实质性动作来冲淡该合作。美国的介入突出了“三海倡议”的地缘政治性,美国采取安全与经贸结合的方式强化美国在欧洲的地缘利益,并把能源和数字经济合作作为强化与中东欧国家联盟关系的新突破口。同时,美国把为东盟基础设施融资的“蓝点网络”计划复制到中东欧,已承诺为“三海倡议”合作投资10亿美元。拜登上台后也表示将进一步强化与中东欧盟友关系与合作发展,并把“三海倡议”作为加强美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优先平台。
“三海倡议”对促进中东欧的欧盟成员国家经济中长期发展与繁荣意义重大。倡议成员国对于通过加大投资力度促进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高度一致,尤其是后疫情时期中东欧国家通过加大投资促进经济复苏的宏观政策为“17+1合作”与“三海倡议”对接提供了重大机遇。“17+1合作”与“三海倡议”融合发展,重点是排除内外部地缘政治的干扰因素。虽然中欧都是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并在一些重大全球治理议题上有高度共识,但欧盟对于中国体制的偏见仍未消除,在中美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欧间基于不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和基于地缘基础上的利益空间和影响力之争也趋强。美国宣扬的中国安全威胁论在一些中东欧国家扩散,并出现了不利于深化其对华双边合作的政策压力与舆情环境。波、罗为代表的部分中东欧国家把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盟友关系与战略性经贸项目合作挂钩,其对华经贸合作中的政治化倾向增强。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经贸发展与互联互通的务实合作有助于推动中欧关系全面均衡发展。目前形势下,对接路径应是根据不同国家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充分利用后疫情时期中欧产业新政策以及中东欧经济发展战略带来的新机遇。在后疫情时期,中东欧国家把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速绿色和数字经济转型作为促进经济复苏与长期发展的优先手段,这为“17+1合作”与“三海倡议”对接提供了政策契机与产能合作的突破口。促进“17+1合作”与中东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规划相融合,这有利于充分调动这一地区国家的积极性,也体现互利双赢合作机制的务实性,在宏观战略上对“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深入推进也具有重要意义。
孔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英关系现状及未来走向
一、英陷“外交失序”,对华立场严重分裂
近10年来,英国外交系统乱象丛生,激烈的大国竞争,脱欧的混乱,疫情的冲击,使得英国失去掌控局势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找不到合适的角色。2020年10月30日,英国工党影子内阁外务大臣丽莎·南迪(Lisa Nandy)在接受《政客》杂志采访时指出“环顾英国行政机构的各个部门,你会看到,我们的对外关系是一幅极为混乱的画面。我的看法是,在威廉·黑格(2014年)卸任外交大臣以来,我们这个国家没有真正的外交政策。”
英国在涉华问题上的严重分裂,是英国“外交失序”的一大例证。2015年以来,在“黄金时代”旗帜之下,中英关系曾取得稳步进展,深化经贸关系成为双方共识。但近年来,受制于英国舆论和保守党内部反华议员的压力,英国政府在涉华问题上严重分化,出现 “贸易派”和“安全派”两种立场。丽莎·南迪在《政客》杂志采访中指出,“你会看到,英国外交部在抵制中国政府的一些行动方面渐趋强硬,但财政部却在追逐中国的投资以重建疫后经济,商务部也在认真考虑将我们的大部分核电技术移交给一家受中国政府支持的公司。”
贸易派以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商务大臣阿洛克·沙玛(Alok Sharma)、贸易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Liz Truss)为代表,这些人认为,中英关系恶化,意味着英国跟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建了一堵 “经济隔离墙”,这会极大妨碍英国GDP增长,延缓英国经济复苏。他们主张对华关系应奉行“交易主义”路线,并支持中国在包括核能、钢铁和电信领域等相关部门的投资。“安全派”以内政大臣普丽蒂·帕特尔(Priti Patel)、国防大臣本·华莱士(Ben Wallace)、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为代表,他们认为英国在战略资产和关键医疗物资方面严重依赖中国,中国在新冠疫情方面的所作所为,使得它无法成为一个可信赖的合作伙伴,为了英国国家安全考虑,他们主张对华强硬。
二、经贸议题安全化,摆脱对华依赖渐成共识
受中美贸易摩擦、反华舆论高涨等因素影响,英国在对华经贸议题认知上发生变化,不再认为中英经贸是“双赢”格局,而是涉及经济安全的政治议题。英方认为,深化中英经贸关系,将给英国带来系列风险:
第一,依赖中国的政治风险。中国是英国制造业产品和重要基础设施的主要提供方,英国在消毒剂、医疗成分和电子产品等产品,在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领域都严重依赖中国。如果中国政府对英国断供,或者以经贸关系要挟英国政府,将带来严重的政治风险。
第二,科技和安全风险。一方面,中国对英国高新技术和生物科技感兴趣,通过购买、技术合作、高校科研合作等方式,获取前沿科技。另一方面,中国在5G、核能、高铁技术方面试图打开英国市场,获取投资利益。这种做法会侵蚀英国国家利益,并且会带来安全风险。
第三,侵蚀英国价值观风险。主要指中国威权体制和“话语权”的全球扩张,对自由民主体制形成挑战。英国高校依赖中国学生,可能会基于生源考虑取悦中国政府,从而侵蚀高校言论自由。
在此背景下,关注英国经济安全,摆脱对华经贸依赖逐渐成为英国共识,英国政府计划采取如下措施减少对华依赖:
第一,修改《企业法》,允许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对在财政和经济上陷入困境,面临外国势力接管的防护设备制造商和食品供应链企业进行干预。
第二,制定旨在提高英国在战略医疗和技术领域自给自足的“保卫计划”(Project Defend)。该计划被视为新国家安全事务一部分。该行动由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领导,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已经成立了两个工作组,目的是使供应链多样化,确保个人防护设备和药品等战略医疗物资的供应,并保护英国技术不再依赖个别国家,该计划可能导致政府干预,支持制药业等关键医药企业回流,确保英国关键企业海外零部件生产安全。
第三,出台《国家安全投资法》,对华收购开展国家安全审查。英国目前已经完成法案起草工作,预计11月份发布。法案草案旨在覆盖国防、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并将对敏感知识产权保护、学术合作作出专门规定。法案草案指出在存在潜在安全担忧的交易行为中,企业需要事先履行通知程序。法案草案授权政府在涉及国家安全时,能够对投资行为进行回溯式干预。
第四,禁止华为参与英国5G建设。英国政府于2020年7月14日就英国使用华为5G网络设备问题作出新决定,从2020年12月31日起,停止购买新的5G华为设备,从2027年底前,拆除英国5G网络中目前使用的所有华为设备,并继续禁止华为参与英国5G网络中最敏感的核心网建设。
三、炒作价值观议题,恶化涉华政治环境
第一,炒作新疆、香港等议题,以人权口号打压中国。
英方认为,中国政府的涉疆政策,侵犯新疆人权。2020年9月16日,英下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图根德宣布发起对新疆“集中营”的议会调查,积极探索方案,救助新疆海外侨民、对涉嫌“强制劳动”的企业进行制裁。
英方认为中国涉港国安立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条约,涉嫌违反国际法,侵犯香港“高度自治”的政治地位,侵蚀香港政治自由。作为应对方案,英国外交部宣布将准许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的香港人更多英国居留权、将对华武器禁运延伸适用到香港、永久中止跟香港的引渡条约。
第二,鼓吹“中国渗透论”,制造恐怖涉华舆论。近期,英国反华势力开始效仿美国和澳大利亚,鼓吹“中国渗透论”。苏格兰裔美国人电影制片人安德鲁·邓肯(Andrew Duncan),英国军情六处前军官克里斯托弗·斯蒂尔(Christopher Steele),前英国外交官阿瑟·斯内尔(Arthur Snell),前外交官查尔斯·帕顿(Charles Parton)等人指出,中国对英国开展进行大规模的精英俘虏行动,它针对英国社会各个阶层的高级人士,从政界、商界到智库、媒体和大学。在这种舆论炒作下,曾推动中英建设“黄金时代”的前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被批评跟亲华的游说团体保持联系。48集团俱乐部最近被爆出跟中国关系密切,该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Stephen Perry)曾于2018年到访中国,并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
为防止中国对英国渗透,英国舆论指出应模仿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强制要求在英活动机构进行信息披露。作为回应,英国政府近期计划修订《叛国法》,可能将接受它国金钱,对英国政府展开政策游说的行为定义为“叛国”,英国可能制定《间谍法》(Espionage Bill),强制要求外国情报机构在英注册,并将经济情报列为国家机密。这将极大影响中国在英投资环境,破坏中国在英的统战和游说工作。
四、摆脱对美过度依赖,主动打造“中等国家联盟”
由于 “英美特殊关系”的传统利益格局,英国涉华政策受美国影响很大,但英国政府不想一边倒,试图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在9月2日召开的英国外交官内部工作会上,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要求英国外交官谨慎应对中美冲突,避免陷入到中美新冷战之中。他进一步指出,最适合英国的角色是担当“召集人”,联合分享相同价值观的“中等规模国家”,影响局势进展。在9月17日大西洋理事会发表的演讲中,拉布进一步指出,为了应对中国扩张,英国主张“分享共同价值观国家达成共识,组建同盟”,这些国家包括“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
由此看出,在中美两极对峙格局中,英国试图走“第三条道路”,借助多边主义方式,团结相关国家形成合力,一方面通过“抱团”行为,抵制美国压力,避免对美过度依赖,另一方面通过在联盟中发挥领导作用,掌握外交主导权。
英方在这种思路下,采取的主要行动包括:
第一,英国前保守党领袖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邀请来自8个国家和欧洲议会的19名议员,组成议会间联盟,组建反华国际统一战线,要求其各自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第二,英政府提出打造新的“民主十国”集团,在关键技术领域,创造一个能够替代中国的新选择。约翰逊政府提倡建立以G7国家为基础,吸纳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成立以民主价值观为导向的新型D10集团。英国将通过在该集团中的领导作用,主导新一轮的技术发展。
第三,在“印太地区”构建多边联盟。为了在印太地区制衡中国,英国会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是在软实力方面,组建有活力的多边框架,推动民主、自由市场的价值观,抗衡中国威权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二是在硬实力方面,利用北约组织、五国联防协议(英国跟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于1971年签订的防务协议)、国防后勤协议(英国跟日本2017年签订的后勤条约)等安排,维护集体安全。英国计划将新服役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派往南海,显示出在该地区的军事野心。
7月20日,英国著名智库政策交流研究所发起成立印太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邀请加拿大前总理史蒂芬·哈珀担任主席,成员包括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外交官和政客,研究英国在印台地区的新战略,足见其政治野心。
曾子洛(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
法国的印太战略:基于多边主义的平衡战略观
2019年5月24日,法国国防部发布《印太防务战略》报告,领先欧盟其他主要国家,率先建立了印太战略。该报告指出,法国在印太地区拥有七个海外省和海外领土,其中包括93%的法国专属经济区,总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在这一地区的法国公民人数达到160万,此外还有8000军方人员和15万侨民;印太地区的稳定对全球和平与安全、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公共产品、世界经济发展和贸易等问题都至关重要,会对法国的利益产生直接、切实的影响。同年6月1日,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斯·帕利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透露,法国愿意利用军事资产,通过区域合作和多边主义的形式,保护本国在印太地区的主权利益,确保地区稳定,抵御大国竞争。基于这一现实,法国将其印太战略描述为“作为邻国与伙伴国平等协商而不是外人唐突介入”的“平衡战略观”。
这个“平衡战略观”包括四个方面的目标:
(一)捍卫主权完整,确保国民、领土和专属经济区的安全;
(二)通过军事行动和安全合作,为地区安全做出贡献;
(三)在全球战略竞争和充满挑战的军事环境下,与伙伴合作,维护公共空间的自由航行;
(四)基于全面的多边行动,协助维护印太战略的稳定和平衡。
从公民安全的角度来说,保护生活在该地区的160万公民和15万侨民是当前法国印太战略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此外,从地区贸易的角度来说,亚洲是法国仅次于欧盟的最大贸易伙伴,法国的消费和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印太地区的海上交通线。因此,面对印太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棋盘,为了维护自己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法国必须谨慎地调整自己的立场。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塞琳·帕荣认为,法国一方面并不认可美国在印太地区建立反华联盟和与中国对峙的做法,也并不支持美国试图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做法;同时,另一方面,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强势也使得法方坚持维持在该地区的活跃,以此捍卫其通航自由。这一分析也得到了一部分证实:
首先,法国主张以国际法为基础、通过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东盟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合作以及举办国防部长会议的形式,来支撑其在印太地区的多边主义策略。2018年5月,马克龙访问澳大利亚,提出建立以“巴黎-德里-堪培拉”为轴心的法澳印三边对话机制,这将是法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马克龙发表演讲,阐述了法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目标是在该地区扮演协调、包容和稳定力量的角色。2021年2月25日,据《经济时报》报道,印度、法国与澳大利亚已经敲定了在印太地区建立三边机制的议程,并将支持包括岛屿国家在内的较小国家的发展,以减少这些岛国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其次,虽然法国一方并不认可美国在印太地区对中国采取的僵硬姿态,但另一方面正如法国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展示的那样,法国对于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演习十分敏感,坚持法国今后仍将执行每年在南海航行两次以上的行动。2019年4月,中国指责法国在法国大型驱逐舰“芬迪米尔”驶过台湾海峡后进入中国海域的行为,而事实上,法国海军2015年和2017年也曾通过南海。2020年9月,法国核潜艇“绿宝石号”在支援舰“塞纳号”的护航下,再一次穿越了南海。此后的2021年2月18日,法国海军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雷电号”和拉菲特级导弹护卫舰“絮库夫”号导弹护卫舰组成“两栖戒备小组”从法国南部军港土伦出发,开赴印度洋-西太平洋区域完成2021年度的远东地区部署任务“2021圣女贞德任务”。据悉,“两栖戒备小组”将两次航行通过南中国海,根据法国海军的说法,演习不仅是训练行为,而且是该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战略利益的业务部署任务。对于短期内两次通过南海的行为,法方回应到,“法国希望在其战略水域维护航行自由。并希望在感兴趣的地区搜集情报以预见任何危机”。
目前法国在印太地区的高调姿态是否打破了它所坚持的“平衡战略观”?答案尚不明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法国对于印太战略的规划和其在外交话语上的选择有可能破坏其在该地区的温和姿态。因此,法国必须格外小心,避免将其官方战略变成仅仅只是“追随美国道路”的狭义变体。这一结论基于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法国应对“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东盟的合作”这一想法保持现实的态度。澳大利亚对于法国武装来说的确是一个具有巨大价值的市场,同时,其海军力量也可以帮助受到自然灾害的法国领土进行恢复、重建。但是,鉴于澳大利亚在经济方面对于中国的依赖,它并不会选择在军事上与中国进行对抗;印度则一直重视自己的战略独立;日本方面需要中国来帮助其谈判朝鲜无核化;至于东盟国家,则更未考虑过要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因此,这种“联盟”的作用极其有限,很难达到法国所追求的全球性的战略目标。
第二,欧盟作为一个中立的外交行为体,除了法德之外,其他成员国几乎在印太地区没有战略利益。成员国更希望通过推动欧洲防务联合的形式,维持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保护它们在经济上赖以生存的海上航线,尽可能避免落入印太两极化和过度军事化的陷阱。
第三,法国必须意识到,美国提出的“印度-太平洋”这一概念虽然有效地抓住了印度在更广泛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但它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和战略意义这一事实是法国政府不能忽视的,对于“印太战略”这一概念的泛滥使用会无意中将法国锁定在中美二元竞争之中。
因此,法国如果想要继续推进印太战略,应该在考虑自身能力和资源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角色。
叶予民(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中东欧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安东尼·布林肯的上任
——对于匈牙利是“柳暗”还是“花明”?
2021年1月26日,安东尼·布林肯正式被美国参议院批准任命为美国国务卿。这位新国务卿的走马上任,对于匈牙利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安东尼·布林肯是匈牙利裔;其次,其生父唐纳德·布林肯曾是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成功助力匈牙利加入北约。然而,有分析指出,这位有着近30年外交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虽有着匈牙利血统,但在美国对匈外交政策上,恐施加比前任政府更大的压力,以迫使欧尔班政府迎合美国利益需要。
中东欧作为“大陆心脏”,一直是大国权力角逐的博弈场。随着中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以及俄罗斯的传统影响力依旧存在,美国的“战略焦虑”不断显现,传统现实主义以权力为目的国家行为在中东欧愈演愈烈。2019年年初,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进行了访问。这是自2011年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匈牙利,意欲增强美国的存在感以及对中俄进行战略挤压。2020年8月11-15日,蓬佩奥在疫情危机中再次开启中东欧之行,分别到访奥地利、捷克、波兰和斯洛文尼亚。此次访问,美以数字经济、能源和防务为突破口,构建完整中东欧战略版图。其中,作为美国的盟友也是中东欧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匈牙利无疑是美国在中东欧战略布局重要一环。
然而,在欧盟和美国看来,欧尔班政府我行我素,推行“非自由民主”,并且以大匈牙利民族主义为原则指导对外政策;甚至就连现任美国总统拜登都将欧尔班政府定义为“威权政府”。欧尔班政府也同样不喜欢拜登。例如当拜登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时,欧尔班是该地区最后一个祝贺他的国家领导人。可以说,匈牙利作为美国盟友,在外交和内政上都不符合美国所期望的模样,这是美匈之间的“柳暗”,也是安东尼·布林肯上任后要解决的“一火”。在上任发表的首次重要外交政策讲话中,他指出美国在接下来的几年在八大优先事项中将会关注几大议题:中国、俄罗斯、少数群体的权利。而这些都与匈牙利息息相关。
实际上,美匈之间的“柳暗”主要围绕两点:一是如何看待中国和俄罗斯;二是人权、法治问题上的矛盾。与波兰、捷克不同,匈牙利十分重视对华关系,中匈关系也可谓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的新样板。匈牙利是唯一一个习近平、李克强、胡锦涛、温家宝、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访问过的中东欧国家,甚至在全球也是不多见的。2009年,时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形象地说道:“我们坐在欧盟的船上,但需要来自东方的劲风。” 这说明了欧尔班意识到在全球化进程中,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东升西落”现象日益突出,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力与话语权不断增强。因此“东方力量”对于匈牙利而言无疑是发展的新契机,尤其是中亚、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等国家与地区巨大的发展潜力。2010年,匈牙利政府提出“向东开放”战略,旨在加强与东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联系,重点是经贸关系。该战略也逐渐成为匈牙利模式的一部分与对外政策的重要一环。2015年6月6日,中国与匈牙利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同欧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此类合作文件。王毅外长在与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亚尔托共同出席的记者会上表示,两国需要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向东开放”战略的对接。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向东开放”战略对接的背景下,两国于2017年5月13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中匈关系迈入新的台阶,两国在政治互信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另一方面,在布林肯看来,中国对于美国而言是唯一一个拥有雄厚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的国家,并且能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提出严峻挑战。
近几年,匈塞铁路、复旦大学布达佩斯校区、华为成为了美国的“眼中钉”。“匈塞铁路”是“一带一路”框架下基建领域的旗舰项目,将布达佩斯(匈牙利首都)到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首都)的铁路完成现代化改造,采用的是中国标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匈牙利布达佩斯教学点则是复旦大学首个海外教学点,是两国人员往来、民心相通的重要窗口。但该校区被美国视为“中国在中东欧的情报中心”,尤其是另一方面中欧大学则要被迫离开布达佩斯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由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直指中国的“5G清洁计划”,现在已经有40个国家和50家电信公司加入,其中包括27个北约成员国(许多也是欧盟成员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匈牙利选择不加入“5G反华阵线”,而是对华为采取开放务实的合作态度。这在美国看来是与其背道而驰的。
匈俄关系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能源领域,因为匈牙利在能源上高度依赖俄罗斯。中东欧国家能源消费结构各有其特征,如波兰严重依赖煤炭资源。就匈牙利而言,它是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中天然气占本国能源消费结构最高的国家,天然气管道在匈牙利国家能源战略层面中不可或缺。前几年“南溪”和“纳布科”两大项目的激烈博弈就反映了这一点。而匈牙利是东欧内陆型国家,资源匮乏,存在着天然气刚需与能源严重依赖俄罗斯的矛盾。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负责向匈牙利供应80%的进口天然气。不仅如此,俄罗斯有多条通向匈牙利的天然气管道,使得匈牙利在天然气上加重对俄依赖程度,如“兄弟”天然气管道(建成于苏联时期);亚马尔-欧洲天然气2号管道;“土耳其流”天然气管道。
除此之外,匈牙利在核能领域也十分依赖于俄罗斯。匈核能在发电中的份额在欧洲排名第五,仅次于法国、斯洛伐克、比利时和乌克兰,也就是说,核能作为非传统能源已经占据了匈国内能源消费的很大比重,与天然气构成了匈能源领域的两大支柱。而目前,匈牙利只拥有一座帕克什(Paks)核电站,使用的是苏联/俄罗斯设计的水—水高能反应堆(VVER)。这意味着俄罗斯在匈牙利核电站改造升级或新建核电站过程中具有技术和原材料的双重优势。2014年,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Rosatom)与匈签订扩建帕克什2号核电厂协议,俄将在匈建造两个俄罗斯制造的反应堆,每个反应堆的容量为1200兆瓦,预计投资成本高达125亿欧元,其中俄贷款高达100亿欧元。80%的融资将由俄罗斯提供,匈则将提供剩余20%的融资。匈牙利议会还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有关帕克什核电2号项目的一切内容保密30年。2016年,匈牙利和俄罗斯又签署了《关于相互保护保密信息》的协定,使得核电站建设成了绝密。
众所周知,俄罗斯是美国地缘政治博弈尤其是欧洲、中东博弈的重要对手,并且在许多领域互动上也是针尖对麦芒,因此匈俄的亲密关系毋庸置疑会让美国担忧。在提供经济能源援助的同时向匈施加压力疏俄,将是拜登政府考虑的方向。
第二,匈牙利近几年人权、法治问题饱受传统西方价值观的诟病。安东尼·布林肯在接受国务卿提名时曾说:“对我的一家,如同对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一样,美国实实在在就是地球上的最后一线最佳希望。”在他的眼中,西方价值观尤其美国价值观,是普世价值观。而他的家庭背景更是让其格外关注人权、法治问题。(1905年沙俄对犹太人屠杀时,安东尼·布林肯的祖父跟随家人来到了美国;二战期间,布林肯的继父在纳粹集中营幸运地生存下来,被美军所救并移民美国;冷战期间,布林肯的继母逃离阴云密布的欧洲来到了美国,帮助大量难民赴美。
但欧尔班政府的行事作风很明显会让布林肯反感。以难民危机为例,从2015年开始,欧洲迎来了堪称危机的难民潮与移民潮。来自中东北非的大量移民与难民给欧洲国家带来多层面的负外部性效应。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盟紧急出台强制性难民配额方案来帮助首当其冲的意大利、希腊等国。但是波兰、匈牙利、捷克坚决拒绝执行该方案。欧尔班带头表示“V4在强化边境管理抵制移民进入的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除此之外,匈牙利在保护少数群体权益上与拜登政府价值观大相径庭。例如,匈牙利宪法在去年12月进行了修改,规定母亲是女性,父亲是男性。并且,对于一对未婚夫妇来说,收养孩子变得更加困难。
法治问题方面,2010年欧尔班政府为了控制舆论修改媒体法,而且还在宪法中增添民族主义色彩。2018年,匈牙利国会通过法案建立行政司法系统,使得行政干预司法的权力强化不少。法案的通过受到了欧盟的谴责。同年,欧洲议会决定以《里斯本条约》第7条对匈牙利实施制裁。
尽管布林肯的对外政策思想与欧尔班政府存在矛盾,但还有另一面的“花明”,那就是匈牙利是美国的盟友。从布林肯对外政策讲话中可以看出,拜登政府不同于特朗普政府,将修复并且重塑与美国盟友的关系。匈牙利不仅是中东欧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也是美国盟友,这双重身份对于匈牙利而言是一个握在手中的筹码,欧尔班政府可以借此来平衡与美国、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只是匈牙利人需要明白,“匈牙利血统”不会动摇布林肯对外政策,美国利益至上才是他“在其位、谋其政”的核心思想。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在接下去的几年,匈牙利将会面临较大的外交压力。
【各国形势跟踪】
希腊
受新冠疫情影响,希腊许多行业受到重创。政府为恢复经济发展,计划首先开放商店,然后再开放餐馆、咖啡馆和酒吧等场所。
希腊国务大臣乔治·格拉佩蒂蒂斯(George Gerapetritis)在谈到政府的意图时说:“我们的目标是在三月份内逐步开放市场和社会。”他同时还表示,这是一场时间争夺战,届时也有可能考虑是否延长封锁期。
关于民众跨区域自由旅行问题,格拉佩蒂蒂斯认为做出这样的决定还为时过早,但是他估计今年的复活节将比2020年更开放。
据希腊《中希时报》报道, 希腊政府正在制定一项针对没有新冠肺炎疫情岛屿的特别计划。近日医疗人员在武装部队的协助下在岛屿上进行了320次疫苗接种任务。信息表明,即使克里特岛、罗得岛和科孚岛等大岛仍有新冠肺炎疫情,希腊政府仍希望所有岛民在未来两个月内接种疫苗,而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同时,希腊政府也在新冠疫情不严重的岛屿上建立了更多的疫苗接种中心,预计在初夏为其整个旅游业的前线人员接种疫苗。
波兰
波兰第三波疫情呈现快速蔓延趋势。3月5日,波兰当日新增感染病例接近1.6万人。波兰政府宣布,由于COVID-19病例激增,将从3月13日开始对北部滨海省实施至少一周的几乎完全的区域封锁。滨海省的购物中心将受到限制,而该地区的酒店、剧院、电影院、博物馆和游泳池将不得不关闭。其他地区的限制措施将至少持续到3月28日。波兰卫生部长Adam Niedzielski周五对记者说,本周是波兰平均日增感染的数量每周增加的第三周。他说:“这些数字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滨海省是波兰新冠状病毒病例数最高的地区之一。在另一个地区封锁中,上周末在东北的瓦米亚-马祖里亚省重新引入了一系列对公共生活的限制措施。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提出一项新的法案,即对《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法》第461和462段做出修改,并授予警察和边境警卫局额外的权力。若该法案获得通过,警察和边境警卫局将能够代表卫生委员会执行任务,其中包括对违反新冠病毒限制(如在公共场合不戴口罩)的人公开提起诉讼。
修正案的解释性文本说,在疫情期间,卫生委员会不可能单独承担这一责任,还需要该国警察和边境警卫局的额外支持。本周,爱沙尼亚总理Kaja Kallas和该国卫生和劳动部部长Tanel Kiik都表示,目前的一些规则需要改变。“也有可能修改法律,这样监督职能就可以直接赋予警察和边境警卫局一些权利。Kiik在周二说,并补充说警察和边境警卫局比健康委员会有更多维护公共秩序的经验。该部已将该草案送交批准,并希望它能在5月1日前生效。
立陶宛
3月3日,立陶宛经济部声称将于年底前在台湾设立企业办事处。声明称,该办事处的主要功能在于加强亚洲地区的经济外交,并使之多元化。兰斯伯格斯表示立陶宛应当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寻找对立陶宛有利的关系模式。之前,路透社援引立陶宛外交部发言人维塔乌特·斯玛依泽特的话称,立陶宛方面无意加入“17+1合作”模式。她表示,该提议并未给立陶宛带来预期效果。因此,立陶宛将着眼于中立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以及欧盟-中国框架内的经济合作。
阿尔巴尼亚
当地时间3月2日,《阿尔巴尼亚日报》消息,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在当日表示,阿尔巴尼亚的卫生系统已经转型并且实现了数字化,如果其他国家将拥有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证书作为其跨国旅行的条件,那么阿尔巴尼亚政府已经准备拥有自己的新冠肺炎疫苗接种数字证书。他同时表示,完成两剂新冠肺炎疫苗接种的公民将会获得该证书。
捷克
副总理兼内政部长简·哈马切克表示四月份复活节到来后也不会放松防疫政策,如果俄罗斯和中国疫苗未获得欧盟的批准,则不得使用两国的疫苗。捷克卫生部长扬·布拉特尼(Jan Blatný)在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捷克共和国应在3月收到超过一百万剂COVID-19疫苗。在三月份的疫苗中,约有70万剂来自辉瑞。布拉特尼补充说,大约在四月份应该收到200万剂疫苗。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研究人员在患者的六个样本中发现了南非冠状病毒的变种。
财政部长理查德·苏利克表示,他本人并没有要求总理马托维奇下台并提前大选的意思,这是总理对其本人的误解。
塞尔维亚
按每百万接种疫苗的数量而言,塞尔维亚在欧洲排名第二,仅次于英国。按每百万完成接种疫苗的数量而言,塞尔维亚是欧洲第一,其次是马耳他、丹麦和冰岛。
3月5日,第三批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运抵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再次亲赴机场迎接。
匈牙利
匈牙利目前已经拥有五种新冠疫苗并且准备就绪。每一种疫苗都能有效抵抗新冠病毒并预防严重并发症。重要的是,疫苗通过注射可以在肩部肌肉中起作用,相关细胞会产生免疫力并在身体内扩展。这对于已经接种疫苗的人来说意味着保护和生命。不过,自身免疫性疾病是特例。当前不到百分之一的匈牙利人口患有此类疾病。对于这类人群,需要认真考虑使用哪种疫苗。相关患者要咨询医生。
保加利亚
2020年,保加利亚与德国贸易达82亿欧元,同比下降3.6%。2020年,保对德出口45.9亿欧元,同比增长0.1%,保自德进口36亿欧元,同比减少8.1%。德继续保持保主要贸易伙伴国地位。
罗马尼亚
截至2021年2月底,罗外汇储备为351.4亿欧元,同比下降6%;黄金储备为103.6吨,根据当前金价,约合51亿欧元。
本信息专报由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网络团队提供
课题组负责人:刘作奎
课题组团队:鞠维伟、贾瑞霞、马骏驰、韩萌、陈思杨、顾虹飞、吴佳岳、刘江鸿
审核:鞠维伟、刘江鸿